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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是否犯众怒?为何刘邦给其封侯遭到群臣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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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坐稳江山后,开始对有功之臣论功封赏,但在封赏萧何的问题上,与群臣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一说汉初的功臣,我们常常会想到才华出众的陆贾,但事实上,他在当时只是一位管议论的太中大夫,毫无封侯的可能。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汉初因功封侯的“功”,更偏重奋勇杀敌的军功!尽管陆贾功劳卓著,但谁让他的“功”不是军功呢?所以自然是上不了台面、封不了侯的。 这样的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不妨来作个比较: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的曹参军功: 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 《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军功: 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史记·樊哙传》记载的樊哙军功: 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曹参、灌婴、樊哙的受封是实至名归,别人不敢议论什么,毕竟他们军功显赫。从刘邦起兵开始,诸将的军功都被一一记载下来,因功分封的时候也就少了不少麻烦。不过即便如此,诸将争功的兴头一起,也难免“岁余不决”了。由此也说明,司马迁根据如此翔实的文献所写就的《史记》,其真实性是有保证的。 作为文职人员的随何、陆贾,按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大功之臣,但在汉初,凭口舌所立的功劳不足挂齿。当众人都认可这样一种制度时,随何、陆贾本人也就不觉得自己委屈了。 那么,这样的分封制度是否是一种惯例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萧何、张良等人封侯时的状况。萧何封侯时,刘邦认为他功居首位,因而封他为酂(cuó)侯,封地也最多。功臣们一看,群起反对。这样的集体抗议对刘邦来说还是第一次碰到。大臣们说,我们身被铠甲,手执兵器,久经沙场,多者身经百余次战斗,少者也有好几十次,“攻城略地”,各有多寡,萧何他没有任何“汗马之劳”,没有打过一次仗,仅靠舞文弄墨,发表意见,如今论功反在我们这些浴血奋战的将领们之上,这是为什么(何也)? 我们当然了解,萧何的功劳绝对不在这些将领们之下,单就后勤保障这一条来说,已经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了。若是一两个功臣闹别扭提意见,倒还可以敷衍一下,但这次毕竟是集体抗议(功臣皆曰),不能不重视! 这集体提意见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对“功劳”的标准有着一致看法,那就是:一切以军功为衡量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众人的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 刘邦面对功臣们的集体抗议,发表了一段有名的精彩演讲,并创造了中国词汇史上两个仅用了一次的词:“功人”与“功狗”。刘邦说,你们见过打猎的吗?众臣回答,见过。刘邦又问,你们见过猎狗吗?大家说,知道。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猎物的是什么?猎狗。发出指令要猎狗追杀猎物的是谁?猎人。你们攻城略地,奋勇杀敌,是有功之狗;萧何,则是发指令的猎人,是有功之人。更何况,你们追随我,多则两三人,少则一个人,萧何可是全族数十人都跟着我,这个功,怎么能忘!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群臣自然都不敢再多嘴(群臣皆莫敢言)。 “三杰”之一的萧何封侯时遇到的麻烦,位居“三杰”首位的张良同样也遭遇了一番。《史记·留侯世家》里写道:“汉六年正月封功臣,张良未尝有战斗功。”这个“战斗功”就是军功!刘邦心里明白,按照军功封侯的标准,张良怎么也扯不上干系,索性亲自站出来为张良说话:“运筹策帷幄,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 就连萧何、张良受封都能引出这么大的乱子,可见汉初军功封侯的标准着实根深蒂固。所以,陆贾因未立军功而痛失封侯机会,也是正常的了。 刘邦的军功封侯顺应了功臣们的诉求,切实地巩固了西汉政权,同时也带来了两大后果: 一是形成了西汉初年的军功阶层。 西初的军功阶层,特别是因功封侯的功臣,成为西汉政权的基石,是刘邦后来平定诸侯王叛乱的主要力量。 二是军功封侯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 像陆贾这样为西汉政权提供统治思想的重要文臣,因为没有军功而得不到分封,这不能不说是制度上的一大缺憾。 军功封侯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权宜之策,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想要再立军功对每一位朝臣来说都是难上加难。因此,西汉的封侯制度势必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军功封侯既然是以军功大小来判定,这就必然会致使没有军功但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有过重大贡献的人,与军功卓著的功臣产生利益冲突,并在某些时刻还会表现得异常尖锐。面对两方的不同意见,刘邦下一步究竟会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