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事件中，大火是夺走孩子生命的罪魁祸首，而原始简陋的孤儿收养模式则是悲剧的潜在原因。公众对这些年轻的生命表示敬意，并关注事件背后的民间收养制度。中国的儿童福利如何前进，避免悲剧重演？
其实兰考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在中国收养数十万孤儿的压力下，情感与法律的冲突在道德和法律两方面不断上演。官方福利资源极度匮乏，而民间产生的收养机构却面临尴尬的地位，争议和改革的声音从未停止。
原民政部部长、现任北师大公共福利研究所所长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儿童福利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和福利设施的相对不足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20万“黑人孤儿”
姜林是重庆一家民间孤儿院的院长。2010年初，这家收留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的孤儿院因未经批准违法被解散。
“毕节街头儿童冻死人”曾让姜林“再立孤儿院”“违法我不管”的想法复活。兰考事件出来后，他的思想彻底熄灭了。他庆幸没有行动，甚至感谢政府过去取缔的决定：“如果不取缔，我也可能面临承担责任的问题。”
这几乎是中国民间孤儿院常见的一种烦恼，因为他们生来血统不纯，受很多行为约束，容易陷入法律纠纷。然而，即便如此，私人收养机构的数量仍在增长。
根据民政部《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孤儿50.9万人。
不过，王透露，调查之初的数据应该是71万左右，经过严格调查，是50.9万，也就是说，被人们收养的“黑户”孤儿人数达到了20万左右。
中国的福利资源配置和户籍制度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意味着这20万黑人孤儿无法享受到各种社会福利，无论是早期的教育、工作、医疗，还是之后的婚姻和继承。
黑户孤儿也证明了中国儿童福利资源的匮乏。
在兰考县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兰考县非法收养“慈母”袁厉害无法控制的更深层次原因是，该县至今没有儿童福利机构，县民政部门安置弃婴的方式只有送到开封市儿童福利院。但早年开封儿童福利院养育条件有限，不能“一个接一个送”。
王说，为了给被遗弃的孤儿一个安身之处，很多有爱心的人开始建立自己的民间孤儿院。在中国，这个数字不小。然而，这种收养并没有得到法律和官方的认可。
中国的《收养法》对领养条件有严格的规定。只有14岁以下的孤儿、弃婴和父母找不到的儿童、父母有特殊困难无法抚养的儿童可以被公众收养。此外，对收养人的身份、年龄和性别有更详细的要求。
这无疑增加了领养的难度。“很多孤儿被带走或者送到好心人那里抚养，但是这种收养关系在法律上更难确认。”王对说道。
曾经在民政部工作过的高玉荣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收养孤儿方面还没有向社会敞开大门。主要担心的是不能规范，有责任。比如卖小孩，卖人体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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