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夺走了兰考“慈母”袁厉害最珍贵的财富——，她的收养孤儿被杀受伤。据相关报道，这位“胖胖矫健的中年妇女”伤心欲绝，晕倒在医院。
大火爆发后，袁厉害获得了公众前所未有的同情，但同时她也遇到了很大的争议：“有人夸她为人菩萨；有人质疑她领养孩子骗取低保；有人甚至指责她买卖弃婴……”“有人说，作为监护人，袁厉害很难受到指责；还有人说她可能被判七年。”。
根据流行的新闻伦理，媒体及其记者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应该保持客观和超然的立场。也就是说，理论上，媒体在报道袁厉害事件时只需要严格遵守客观原则，如果报道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就没有问题。但是，在这次事件中，仅仅持有客观立场大概是不够的。新闻媒体将“调查重点”指向袁厉害的“是否骗取低保”和“是否买卖弃婴”，这可能会引发新闻伦理方面的争议。
2013年1月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兰考袁厉害孤儿院发生火灾，造成7名孤儿死亡。
我认为，媒体及其记者在报道新闻事件时，不仅要遵守基本的客观原则，还要遵守人道主义原则。这个立场要求记者首先做“人”，要有同情心，否则可能会被批评。这类似于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引发的争议。饥饿的女孩跪在地上，快要饿死，不远处秃鹫正虎视眈眈的盯着女孩，等待捕猎。虽然作者凯文？卡特解释了一遍又一遍，但他仍然无法逃脱“为什么不放下相机去救那个小女孩”的指控。
我不认为记者应该在袁厉害事件中扮演“救助者”的角色，但媒体的人道主义立场要求记者重点反思产生“袁厉害事件”的制度环境。那么，弃婴救助的现状如何？为什么？又该怎么办？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很有建设性。
同时，我不认为新闻报道可以再次伤害“已经成为受害者的袁厉害”。对于袁厉害来说，“是否涉嫌在这场大火中违法”、“是否骗取最低生活保障”、“是否买卖弃婴”、“是否应该受到惩罚”，可能需要更专业的判断，而不是媒体预设的审判。例如，媒体预先假定了袁厉害的自私，说她在最低生活保障上作弊。虽然她收养的20个孩子每季度只能从民政局领取5520元的低保，但就算是用于吃饭，每个孩子每顿饭也只会拿到1元钱。当地民政局也澄清她没有骗取低保，但舆论仍质疑她骗取低保。围绕袁厉害的这种阴谋论，使得负责任的民政、消防等都躲在了舆论的视线之外。
据说，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Lagudia出席了一起面包盗窃案的庭审。被告是一位老妇人。当法官问她是否认罪时，老太太说：“我的两个小孙子已经饿了两天了，这面包是用来喂他们的。”法官最后公正地裁定：“你选择10块钱的罚款还是10天的刑事拘留？”如果老太太能拿到十块钱，为什么还要偷几毛钱的面包？她不得不“选择”刑事拘留。审讯刚结束，作为市长的拉古迪亚立即从旁听席上站起来，摘下帽子，放了10块钱进去，然后大声对在场的人说：“现在，请你们每人交50美分的罚款，这是为我们MoO交的费用，以惩罚我们这个老奶奶偷面包喂孙子的城市。”大家肃然起敬地听着，每个人都默默地往拉古迪亚的帽子里塞了五毛钱。
我想民政部门的官员和兰考市长不会自掏腰包出10块钱吧？袁厉害私人收养中心的存在是莫莫的一个明显证明。如果所有弃婴都能妥善安置，那么这个私人收养中心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私人收养场所的大火也是MoMo的一个证明。如果之前私人收养场所的条件有所改善，还会有这场大火吗？
因此，无论袁厉害是否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当地政府都必须为他们的莫莫和失职付出代价，而袁厉害本人也值得公众的同情和尊重。对传媒来说，我们应该反思儿童福利制度的问题，以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现在，是时候为我们的MoMo，为七个失去的小生命付出代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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