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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伦，字纪常，贵州安顺(今安顺市)人，1890年9月23日(清光绪十六年八月初十)生。其父谷用进系清季举人。谷正伦五岁入安顺府学发蒙，自幼好舞剑弄刀。1906年考入贵州陆军小学，次年加入该校革命团体历史研究会。1908年秋肄业，被选送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深造。同年冬与何应钦、朱绍良等被清政府选派留学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就读，不久加入同盟会。

武昌起义爆发后，留日学生纷纷归国参加革命，谷正伦亦回国至武汉，任汉阳总指挥部少校副官，参加汉阳保卫战。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谷被任命为陆军部少校科员。临时政府北迁后，谷调任南京留守府中校科员。翌年“二次革命”爆发后，谷追随黄兴，在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任职。讨袁失败后，谷复去日本继续学业，旋分发至陆军实习，期满转升士官学校炮科，1916年秋毕业。

谷正伦学成归国，适值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及黔军首脑王文华筹组贵州陆军第一师，遂被延聘入黔军任职，为贵州陆军第一师炮兵团长。1917年10月，黔军入川“护法”，谷改任步兵第七团团长，参加了驱逐北洋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之战，随即又卷入川、滇黔军阀在四川的混战。1918年2月，在以驱逐四川军阀刘存厚为目标的“靖国之役”中，谷正伦率部参加了攻克成都之战，并进占遂宁。1919年谷正伦调任黔军精锐步一团团长。1920年8月，黔军扩编为四个混成旅，谷升任第二混成旅旅长。10月，川军联合驱逐滇黔军，谷被迫与黔军各部退回黔北。

退出四川前，王文华召集谷正伦、卢焘、胡瑛等黔军将领密谋，以回省就饷、“清君侧”为名，向刘显世夺权。因王文华是刘的外甥、侄女婿，为避“以甥逐舅”、“以下犯上”之嫌，遂取回避态度，借口治病而赴上海，以卢焘代黔军总司令，并任命胡瑛、谷正伦为黔军回黔行动的正、副总指挥，谷还兼代参谋长。万余黔军回驻黔北遵义一带，伺机入省城发动政变。11月10日，黔军将游击军及刘显世的卫队缴械，并杀掉刘显世的亲信、省府秘书长熊范舆和耆老会会长郭重光，迫使刘显世通电辞去所兼军政职务。王文华集团攫取了贵州大权，谷正伦以参与策划、指挥夺权有功而声望日著。

1921年3月16日，受北京政府收买并得到流亡昆明的刘显世支持，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袁祖铭收买刺客，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黔军陷于群龙无首境地，其内部的权力之争骤然激化。卢焘虽被推为总司令，但实权操在五个旅长手中。何应钦因系王文华的妹夫，又身兼旅长、警察厅长、黔军警务处长、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等要职，还从谷正伦手中夺取了黔军参谋长之职，自诩为王文华的当然继承人。谷则认为何“靠裙带起家，毫无战绩”[1]，且又以自己拥有黔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彭汉章第一团、王天培第二团，决与何争高下，由是演出了以谷、何为中心的黔军五旅纷争。但因何早已控制省城为中心的防区，新近又收编了部分游击军，谷一时难以与之抗衡。4月，谷只得率部进驻黔南，任贵州南路卫戍司令。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为消灭桂系陆荣廷势力，号召西南护法各省出兵讨桂。谷正伦因与何应钦争衡暂时受挫，“极思出外立功，扩张部队，再图回黔执政”[2];还企图借讨桂之机，控制由黔南入广西的通路，既可夹带鸦片走私，又可勒索“保商费”扩充饷源，于是主动向卢焘请缨援桂。

6月，黔军两个混成旅分兵入桂。谷正伦被孙中山任命为黔军援桂联军第四路军司令，隶属滇黔赣讨桂军司令李烈钧之下。谷正伦离黔前夕，已做好倒何(应钦)的布置，并与省长任可澄秘密约定：倒何成功后，“谷主军，任主政”[3]。安顺是滇、黔鸦片的重要集散地，谷正伦知悉西路烟土行情，乘机大做烟土生意;并派军需官陈子良来安顺押运烟帮，收取护运费及烟税。谷部与滇军李友勋部配合，于6月30日攻下柳州，谷纵其部属及绿林大肆掳掠，残杀无辜，并以卢焘招抚使的名义，出示招纳陆荣廷的溃军。其所部王天培团扩军至人枪两千余，实力超过普通一旅;彭汉章团亦扩充至人枪一千五百余。1922年1月19日，谷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伐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下辖彭汉章第一独立旅、王天培第二混成旅。

1922年底，黔军内部纷争发展到相互火并，谷正伦联合黔军警卫团长孙剑锋和第四混成旅的张行伟团，赶走何应钦;得吴佩孚、刘显世支持的袁祖铭则打着“定黔军”旗号，由湘西进逼黔东，早与袁暗通声息、支持“定黔军”的王天培拉拢彭汉章，此时通电拥袁。贵州政局一片混乱。卢焘无力维持残局，电召谷正伦率部回黔，许以总司令一职相让。谷带着自己的警卫连兼程回黔，不意王天培亦拔队跟进。4月初，谷正伦到达贵阳，原先拥谷的张行伟团，此时也倒戈拥袁。“定黔军”里应外合攻占贵阳，逐走卢焘，迎刘显世复职，刘即在云南通电就任贵州省长。谷匆忙逃往遵义，依附第四混成旅旅长张春浦，在黔北收罗人马，辗转流落湘西。

谷正伦得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贺耀组安置，于1925年7月出任湖南陆军第一师顾问兼军官讲习所所长。谷十分努力，颇获贺的倚重，从而获得了东山再起之机。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贺耀组于9月归附北伐军，被委为独立第二师师长，谷正伦升任副师长，旋又兼该师第一旅旅长，随北伐军出征江西。谷率部参与攻克九江后，升任独立第二师师长。随后又继续东进，于1927年3月23日攻占南京城外的雨花台，为江右军第二、六军攻克南京创造了条件。4月初，蒋介石加紧筹谋发动政变，下令驻南京的独立第二师扩编为第四十军，并任命谷正伦代理南京戒严司令。谷于4月9日与何应钦配合，将第六军留守南京的三个主力团缴械，并解散南京城里的江苏省总工会，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揭开了序幕。

1928年2月10日，谷正伦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5月3日，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身兼南京卫戍司令的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因有抗击日军之举，在日方要挟下被蒋免去本兼各职，5月14日谷正伦接任卫戍司令职，直接担负首都的警卫重任。

1930年冬，谷正伦着手扩大宪兵武装，由首都卫戍司令部统一指挥。他在苏州设立宪兵军官讲习所及宪兵教练所，亲自训练宪兵骨干，订立制度，“使警察一元化，党务与特务一元化，处常与备变一元化”[4]。“九一八”事变后，谷奉命筹设宪兵司令部。在原有宪兵武装基础上，于1932年1月16日正式成立了宪兵司令部，隶属军政部，谷任司令，统辖全国宪兵。宪兵职责，系为国民党军警“本身的内部保障”，自诩“凡是国家存亡，革命成败，领袖生死，完全在宪兵身上”[5]。当时，谷所指挥的宪兵有六个团。1934年，为扩大宪兵组织，谷负责创办宪兵学校，蒋介石兼校长，谷为教育长。谷以严刑竣法和绝对效忠蒋介石为宪兵教育的规范，使宪兵组织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军事警察兼特工组织。1935年11月1日，谷正伦亲自组织侦破了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刺案，声望倍增;宪兵也因之被国民党各派系刮目相看。在同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前，谷统率的宪兵遍布全国，防范和镇压爱国运动，也成为国民党派系倾轧中维护蒋介石统治的有效工具。

“七七”事变后，谷正伦于9月兼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副监。11月，淞沪会战失利，南京告急，谷正伦率宪兵司令部西迁，宪兵学校亦迁至湖南常德，嗣因武汉陷落又迁至芷江。其时，谷又兼任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竭力扩大宪兵队伍，到1940年宪兵已扩充至三十个团。

1940年12月，蒋介石任命谷正伦为甘肃省主席，在其赴任之前，特面赠亲笔签名的《左文襄公全集》一部，以示优宠。谷乃以效左宗棠经营西北自励，以“在进步中求安定”为施政总方针，竭力整顿全省基层政权组织，维护社会秩序。他还四处活动，笼络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和马鸿宾及新疆的盛世才，以切断陕甘宁边区与青、宁、新三省的联系，而使甘肃成为反共后方基地。他扩大甘肃省的财政预算，由原先的一千七百多万增至二千八百余万元。由于竭泽而渔式的征收，当年收入即达四千三百余万元，财政节余一千一百多万。1941年春，谷正伦成立了“甘肃物价管制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以曾系宪兵特务的余仲篪为经济纠察队大队长。谷还创办了“甘肃省贸易公司”，由省政府独家经营，逐渐操纵了全省贸易。不唯商人叫苦不迭，就是以官僚资本为后台的一些企业也啧有烦言。但蒋介石认为谷治甘有方，下达手令：谷不仅有全省的人事权，而且“驻甘肃所有中央机构，悉受谷主席正伦监督”[6]。

谷正伦在甘肃大力推行“新县制”。他配合国民党西北训练团，首先在靠近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十九县选派一批骨干，经过集训后充任乡、镇长或干事。在推行“新县制”的地区，严密保甲，编查户籍，强制推行战时征兵、征工、征粮办法。其后，谷将这一套“整顿”地方的措施推广全省。为配合“新县制”的实施，谷选派谙熟军事者充任县长，并对全省保安团队实行整顿和扩充。从1943年开始，谷部署对陇南和兰州以西各地群众的反蒋反封建斗争实行“清剿”。对于曾在1938年11月和1939年4月先后两次起事，反抗国民党当局民族压迫政策的海原、固源、隆德一带聚居的回民，谷在继续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的同时，“剿”“抚”并施，在回民聚居区培训师资，增设学校，提倡职业教育。谷还在海原、固源、隆德三县交界地区新设西吉县，委派亲信任县长，加强控制。

谷正伦治甘，积极提倡水利建设与繁荣农牧业，认为“足食始可足兵”[7]。他倡设西北水利林牧公司，聘水利专家沈怡任总经理，请宋子文任董事长。1942年，谷从省府财政收入中划拨部分款项修筑湟惠渠，拟定了《湟惠渠灌溉区土地整理办法》，将灌区受益土地约三万亩划分为若干“农场”，标定地价，要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十五年内还清，则所耕土地便归耕者所有。谷谓此乃“耕者有其田法令”，也是国民党在西北搞“土改”的先声。继湟惠渠开通后，谷又主持修筑渭惠渠和泾惠渠，以谋进一步扩大水利灌溉范围。1942年10月，谷正伦兼任甘(肃)新(疆)公路督办，加紧修筑兰州至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公路，并极力建议国民政府继续修筑天(水)宝(鸡)铁路，以改善西北交通。谷还实行全省性的“凭票兑粮”制度，以减少粮食交售或调拨上的周折，并节省运费。谷利用西北水利林牧公司主持在兰州北山造林，挖平行沟，截留雨雪水，做水土保持试验，获得一定成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 Henry Agard)来华访问期间在兰州逗留时曾前往参观，大加赞赏，谓可在美国推广。

由于谷正伦主甘颇有政绩，且善办“粮政”，1947年5月被调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部长。

1948年5月，谷正伦接替杨森为贵州省政府主席。谷衣锦荣归，初时颇雄心勃勃，以“黔人治黔”、“为桑梓服务”为号召，并竭力调和各派系。其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谷正伦确立了“边地重于腹地，防匪重于剿匪”的方针，与周邻各省密切联系，广结外援，以便稳定贵州。不久，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贵州国民党当局人心惶惶。谷正伦兼任全省保安司令，加强和扩充保安团队、保警队和地方民卫队，形成了省、专区、县三级体制的军警宪特一元化的统治网。11月，谷正伦与滇、湘共筹三省边区联防指挥部，并在省内一部分县设立“清剿”、“剿匪”机关，加紧防范和镇压人民武装游击队和群众的反抗斗争。由于国民党统治的颓势难挽，四川部分国民党军将领暗中酝酿起义，“湖南的程潜又有异动，云南的卢汉态度暧昧，即黔省的部分军队也有不奉指挥的怪事”，谷因此“特别小心谨慎，思前想后，常有横不好竖也不好而有举棋不定之慨”[8]。

1949年元旦，蒋介石电召谷正伦至南京面授机宜，同意谷在贵州增建三个保安团，并允补拨原欠贵州的保安费。1月6日，谷以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名义宣布全省戒严，禁止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自由。不久，谷将贵州全省的保安团队改编为第一○一军，以自己的亲信、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为军长。此后他在全省开放烟禁，密令边远各县大种鸦片，并成立特货稽征处，一次就向广西运出鸦片十二万五千两牟取暴利。谷自行在贵州发行“辅币券”三十万元，还擅自从省银行提取大量银元、黄金。6月，谷成立了“贵州省反共保民委员会”，令各县成立分支机构。他要求所属人员“精诚团结，群策群力，保卫贵州”[9]。7月，谷正伦制定了以《贵州省自卫纲要》为中心的一整套应变方案，请中央补充弹械，控制贵州粮食出境，扩充地方武装力量，由城市转入偏僻农村打游击，选择根据地，储备粮食弹药，配置电台，起用一批军人补充专署以下政权等。10月，解放大军挺进西南，谷正伦加紧对贵州的控制，下令军警宪特屠杀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

11月1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距贵阳仅六十公里的龙里，谷正伦率军政机关仓皇逃离贵阳，到达黔西南的晴隆。谷于此时胃溃疡复发，请蒋介石准其“易地疗养”。谷指使第一○一军军长韩文焕在晴隆将骚扰滇东民怨极大的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诱杀，以“克扣军饷，紊乱军政，纵兵殃民，擅杀无辜”[10]呈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随后谷逃到昆明乘飞机转赴台湾。

谷正伦至台后，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53年11月3日病死于台北。

注释

[1]丁宜中:《我所亲见的袁祖铭和“定黔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2]刘莘园:《第五路黔军援桂纪略》,未刊稿。
[3]王天锡:《王天培倒谷(正伦)拥袁(祖铭)及与袁的矛盾》,《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4]吴相湘:《谷氏兄弟各有建树》,《民国百人传》(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49页。
[5]何辑五:《追念谷大哥正伦》,《贵州政坛忆往》,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428、433—444页。
[6]王新潮:《蒋帮朱绍良、谷正伦主甘时的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7]何辑五:《追念谷大哥正伦》,《贵州政坛忆往》,第411、428、433—444页。
[8]何辑五:《追念谷大哥正伦》,《贵州政坛忆往》,第411、428、433—444页。
[9]蒋相浦:《贵州省参议会亲历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10]肖开训:《谷正伦杀刘伯龙的经过》,《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