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日本策动中国“华北自治”

佚名 2024-05-07 06:43:33 举报

篇首语：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本文由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国历史日本策动中国“华北自治”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历史日本策动中国“华北自治”

日本帝国主义在通过“何梅”、“秦土”两个协定而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利权之后，即加紧了策动和实施其旨在肢解和吞并中国华北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经历了如下几起几落的复杂过程：

早在1933年3月，正当关东军侵占热河并向长城各要塞进攻之际，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即炮制了一项分离中国华北、建立所谓“华北联治政府”的计划。该计划的实施要点是：将在华北的中国军政要员分为四派，即拥蒋派、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只要采取适当手段，就能将后三派及下台的北洋军阀、失意政客等收买联合起来，进而把蒋介石集团势力排挤出华北，建立一个由日本操纵的华北傀儡政权。板垣当时所看中的，主要是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等人;所要收买的，是张敬尧、石友三、白坚武等。为达此目的，到1933年5月，板垣已耗资300余万元，但收效却甚微。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人慑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而不敢轻举妄动。尤其是1933年5月8日皖系爪牙张敬尧在北平被刺，更使其他北洋人物闻风丧胆。5月20日，段祺瑞致电王揖唐、陆宗舆等亲日分子：“余养疴于上海，不问世事，日下华北局势严重，恐有假借名义为轨外行动者，殊非爱国之道，盼诸弟严密访察告之地方当局，严加制止。”这表示他不敢与不愿参予板垣的阴谋计划。自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方便忙于重新策划全盘分离华北的阴谋，板垣计划就暂时搁置起来。

193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按《塘沽协定》的条款，将其驻华北的兵力部署停当，一度被搁置的板垣计划便又重新开始实施。是年4月，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与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共同商定加速实施“华北自治”的计划，并派土肥原贤二为执行这一计划的主要负责人。该项“华北自治”计划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一是建立“蒙古自治政权”，在日本指使下进一步促成内、外蒙联合，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蒙古独立国”以对抗苏联;另一是建立蒙古以外包括华北五省的统一的“自治政权”，使其脱离南京政权，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以解除其对伪满洲国的威肋。日本在华北策动“自治”的主要动员口号是“反共”。从1935年5月起，随着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的连续发生，日本军方在“何梅”、“秦土”协定的交涉、签订过程中，迫使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从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平、津两市等华北主要地区撤离出，使全华北出现了由各地方杂牌军队和地方实力派分割占据的局面，这于日本实施其“华北自治”计划便十分有利了。从6月起，在土肥原的导演下，在华北的日鲜浪人、北洋余孽、失意政客、汉奸、土匪等纷纷如沉渣泛起，伺机活动;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暗流也由隐而显，由显而烈，开始猖獗起来。

土肥原当时在华北五省所选择的傀儡政权头目，仍以北洋余孽亲日分子王揖唐、曹汝霖、孙传芳等人为主，并把主要赌注压在他认为尚有些实力的孙传芳身上。1935年6月，北平城内尤其是使馆区域曾一度出现了大量“打倒蒋介石，拥护孙传芳”的传单，但孙传芳却迫于各方压力终未敢出山。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对日军的进攻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却仍不愿将华北轻易地交给日本，以免从根本上削弱自己的统治，所以在北平刚出现“倒蒋拥孙”传单时，南京国民政府即采取措施，急调三十二军北上，以军长商震代理天津市长兼津沽保安司令;6月20日，又正式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程克为天津市长，以稳定华北局势。然而土肥原却并不肯就此罢休，就在商震、程克的任命刚下达两天，而其军队尚未调运到位时，土肥原即指使天津特务机关长犬迫通贞策划北洋政客白坚武等制造了旨在攻占北平的“丰台事件”。但由于北洋余孽和汉奸政客极不得人心，白坚武制造的丰台事件不到两天即告惨败。这使土肥原等认识到依靠北洋余孽和临时收买的汉奸、流氓已无济于事，于是他开始把工作目标转向盘踞在华北的各地方实力派人物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商震等身上。

1935年8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由梅津美治郎换为多田骏。多田一上任就亲自出马，加紧做宋哲元等4人的工作。尽管多田频繁活动，但收效甚微。9月24日，多田召集平津地区的日本记者到他的官邸聚餐。在聚餐会上，多田以个人名义发表了露骨的声明，公开宣称为了实行“华北自治”，日军将不惜使用武力;“华北自治”要达到的目标，是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使华北经济独立;建立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以防止赤化;建立由日军控制和指导的华北五省联合自治的政权。接着，多田又散发了题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多田的声明和小册子第一次公开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不惜用武力达到其变中国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阴谋，因此使中外朝野各界极为震惊。中国各界爱国人士对此无比愤慨，国民党政府也由外交途径向日方提出交涉。甚至日本政府和外务省也认为时机不成熟，故对多田的举动表示不满，公开声明该小册子并非代表日本国政府及军政之意思。但日本陆军省却对多田的声明力表支持。

为了协调军、政双方的步调，日本内阁于1935年10月4日特召开会议，全面制定侵略中国华北的方针。在日本军部压力下，会议通过了陆相川岛所提出的不惜以武力“鼓励华北自主案”和日本内阁以及陆、海、外三省所达成的对华谅解——《对华政策方案》，并要求中国取缔排日的言行，摆脱依靠欧美，采用对日亲善政策，正式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等等。会后，分别由军部冈村宁次、本田忠雄和外务省守岛伍郎到日本驻华陆、海军以及外交机构中去传达会议决定，以使日本军、政双方在对华政策方案上基本取得一致。1935年10月上旬，日本关东军正式决定将土肥原借给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多田助手的名义去华北积极策划建立亲日亲满的伪政权。

经过一番筹划，土肥原制定了一面继续策动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脱离南京，另一面招纳汉奸匪类以搞所谓“民众倡导自治”运动的双管齐下的方案。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华北导演了一幕幕所谓“自治”的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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