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的中国新闻界，“去变”活动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新闻实践路径和行动模式。“去而改变”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更新思想、磨砺记者业务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现有的成就并不意味着“去而改变”活动所包含的意义空间已经完全释放。从“以人为本”与“读者需求”的内涵差异入手，分析了新闻市场化带来的思想逻辑变化，凸显了党性原则在新闻工作中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新闻党性原则不是一个被动的规定，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主要通过日常实践体现在新闻工作者和农民的主体意识上。
【关键词】去改变；党性原则；以人为本
从相关作品数量来看，“去而改变”活动成效显著，对全国新闻工作者起到了思想更新和专业培训的作用。但是，现有的成果并不意味着“去而化之”活动所包含的意义空间已经完全释放。本文旨在分析这一活动与新闻党性原则的逻辑关系，重新解读新闻党性原则的思想内涵。
一、从“以人为本”到“读者需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在改革破冰的历史时期，中国新闻事业也实现了从管理体制到思想观念的诸多转变，其中新闻事业的运行逻辑和价值基础也逐渐向市场导向转变。
新闻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改革是全面而深刻的。赚取和增加收入已经成为许多新闻业的重要需求和价值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分层加剧，新的社会精英形成，工农失去了社会主体地位。而且，由于工农的经济收入和消费能力在一般人群中处于中下水平，这部分人失去了作为媒体“核心目标受众”的资格。“商业、大众口味、消费、生活类报纸激增，市场份额大幅提升。相反，在经历了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的蓬勃发展之后，针对主要社会群体(工人、农民、妇女和青年)的目标报纸的发行量及其在全国发行量中的比例急剧下降。”[1]169由于这种报纸没有将读者定位为消费者，无法获得足够的广告收入来弥补逐年飙升的印刷成本和不断上升的邮政配送成本，非市场化报纸陷入了经营的恶性循环，市场份额不断下降。
从1985年到1994年的十年间，财经报纸的数量从100份增加到237份，而工人报纸的数量从23份减少到18份，农民报纸从55份减少到17份，妇女报纸从5份增加到4份，青年报纸从39份减少到35份。[2]广告、都市报、城市分销网络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报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政府对报纸刊号总数的严格控制和党报日益明显的商业化倾向，促使党报停止亏损的农村版，将报纸刊号转移到新出版的城市和金融分报。这样一来，因为针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报纸的读者不是广告商感兴趣的消费者，市场化就意味着他们的衰落。”[1]170
总的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新闻业的大转型中，建立了基于市场逻辑的“读者需求”价值取向。从表面上看，这与“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在精神和实质上是不同的。1981年5月12日，安钢发表了题为《研究我们的读者》的演讲。安钢强调：“报纸服务的直接目标是自己的读者。我们的汇编必须反映读者，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以及他们的声音和情感。心里没有读者的编辑记者，肯定是完成不了党交给的宣传任务的。”[3]安钢在这里阐述的仍然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传统在新闻领域的延伸，这也是社会主义中国新闻事业最根本、最本质的价值立场和逻辑基础。
有趣的是，安钢的讲话被后来的新闻传播学者视为中国受众观的一大进步：“安钢同志的讲话将受众从接受新闻媒体灌输的对象提升到接受新闻媒体服务的主体，确立了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在新闻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也为中国的受众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4]这种说法显然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的概念范畴。“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在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法律制度中有着特定的含义。能否直接翻译成“读者”或“受众”这样的中性词，值得商榷。
在人口学意义上，或许报刊的“人”与“读者”和“受众”大致重合，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读者”究竟指的是报刊的目标消费群体，还是报业逐渐实行的“企业化、企业化管理”体制下的群众。毫无疑问，所有的新闻事业，包括报纸和期刊，都必须致力于满足目标消费者的需求，因为这确实关系到媒体的切身利益和市场份额，但一份报纸不可能以所有的人为目标，特别是越来越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在确定“读者”的范围时，媒体到底该做加法还是减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现实来看，大部分报纸，尤其是晚报、财经报纸、娱乐休闲类报纸等。发行量巨大，基本控制在城市，很少有报纸或其他媒体愿意深入农村，把占总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当作真正的“读者”。
因此，随着工农等庞大群体日益边缘化，社会主义蕴含的平等价值难以在新闻实践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政治法制本质上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是新中国政治伦理的精神血液，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基础。无论社会主义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政策，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范畴都将是一切路线和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审视当前新闻的现实和党性原则的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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