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长生生物宣布旗下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收到《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根据处罚决定，在国家药品专项抽检中，长春长生生产的“吸附式无细胞DTP联合疫苗”(批号：-01)经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研究院检测，“效价测定”项目不符合要求，应作为劣药处理。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长春长生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关于禁止生产销售劣药的规定，于2017年10月27日立案调查。吉林省药品检验所共抽检552种药品，销售给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库存药品186种。违法所得为人民币，价值和金额为人民币。
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长春长生实施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吸附脱细胞DTP联合疫苗”库存186支；(2)没收非法所得；(三)处以非法生产药品价值三倍的罚款。罚款总额：元。
DTP联合疫苗用于婴儿接种，主要作用是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7月20日在官网公布了上述处罚决定。此时，对山东省销售的这批超过25万的不合格DTP疫苗进行调查已近9个月。媒体质疑，处罚决定未披露疫苗“效价测定”不合格的原因，生产记录、召回等证据材料未披露。关键是，涉及的25万DTP疫苗，有多少用过？
某上市公司，其全资子公司，疫苗质量屡出问题，事关生死，屡犯错误，完全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
在这次严重事件中，有太多的现象值得反思。
第一，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是否应该彻底改革？
普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就像是泥，隔几年就会被揉一揉。1998年一次，2000年一次，2003年一次，2007年一次，2010年一次，2013年一次，2018年一次。改了那么多次，很刺眼，但是人是不是就放心了吃的，药的？满意吗？
二、什么时候可以改变重审批轻监管的管理模式？
在中国经营企业，事前有很多审批，但事后往往缺乏监督。这是中国特色官僚体制的必然结果，对上级负责。事实证明，相当一部分问题企业是事先证照齐全的公司，甚至包括一些犯了罪的国企。日本企业在食品医药领域造假会被处以破产罚款，永远不会进入行业。那为什么中国不能整合监管体系，加大事后惩罚力度？
第三，改善营商环境的重点是否应该调整？
现在说到改善营商环境，就是“脱去管理外衣”，“精简行政，下放权力”。各地都在说减少了多少审批程序，甚至出现了量化竞争。问题是，谁对问题负责？改善经营环境，最重要的不是经营一个企业需要多少手续，而是如何让不好的企业在市场上无法生存。一个假的坏企业，会破坏整个行业和市场的正常秩序。
第四，问题官员问责机制是否名存实亡？
网友仔细搜索发现，因2009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受到处罚的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2014年晋升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局长，2016年晋升为时任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这符合法律吗？如果有，是否不当？
第五，地方政府与企业勾结现象普遍吗？
笔者一直认为，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政企勾结是导致中国经济“高增长、多事故”的制度原因。江苏沈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09年被曝其生产的人用狂犬病疫苗质量存在问题，但半年后，公司继续接到政府的高额订单；吉林省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百白破疫苗被认定为劣药，于2017年10月进行调查，只是到了后来才被处以300多万元的罚款。都是上市公司，行业龙头，地方钱袋。除了串通还有更好的解释吗？
第六，人们如何恢复对国内产品的信心？
食品和药品不同于普通商品，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可信任商品”，即消费者对这类商品的质量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高度依赖信任、信誉和口碑。一个假的事件，会毁掉无数人的信任。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几乎摧毁了中国人对国产奶粉的信心，目前的问题疫苗事件估计也摧毁了无数人对国产疫苗的信心。除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对国民心态造成不良反应。如果真的要让人觉得“我的国家很可怕”，首先要让人觉得“我的药放心”。
第七，如何留住中产阶级的爱国热情？
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他们的心态在今天的中国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每一次食品药品危机都会浇灭一份珍贵的爱国热情。疫苗事件爆发后，“早发财早移民”的广告词再次泛滥，值得相关部门反思。
文章来源：王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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