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毕业于中文系，但长期在财经从事报道和评论工作。他在《中国经营报》开设了8年多的每周专栏《金融思想史》。很多文章被权威期刊摘抄或者引起很大反响。《甘肃日报》年发表的一篇评论获得第27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该刊2017年第11期发表有经验的文章)。梁发芾同志的业余学习、研究和实践经验，可以为青年记者提高专业素养，即如何增强决心、保持毅力、提高能力提供借鉴。

文本/梁发芾

梁发芾

《甘肃日报》审核部副主任兼高级记者

首先，找到个人认识世界的切入点

我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2年进入媒体，《甘肃经济日报》年做副刊编辑。我毕业于中文系，在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大家都觉得我的专业很适合。做了三年多副刊编辑，工作调整了。报社让我做跑财贸的记者，后来让我从事评论工作。我深深地感觉到，以前所学的远远不够。为了做好工作，我必须从零开始学经济学。大学的时候对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最感兴趣，对经济学兴趣最少。为了工作，我不得不买了一大摞经济学专著，白手起家。

2000年调到另一家报社，《甘肃日报》，在专刊部工作，收集撰写民生稿件。当时互联网蓬勃发展，网络论坛非常火爆。很快就爱上了互联网，成为搜狐等论坛的活跃网友。搜狐之星和凯蒂。com的《猫眼看人》，并获得了这些论坛的奖项。在这些网络论坛中，网民主要谈论公共事件和公共话题。虽然之前学过经济学知识和理论，但是不够扎实，不够专业。在我看来，要了解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等公共话题，财税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从那以后，我开始系统地学习公共财政和税收知识。首先，我系统地学习了财税的一般理论和知识。为了弄清中国古代国家是如何提取资源的，以及人民对国家的实际负担，为了弄清古代国家与人民的真实关系，为了了解古代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有必要对金融史进行深入研究。

好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坚持不懈的看历史著作，通过《左传》 《史记》 《汉书》和《后汉书》 《三国志》看完了。我大学学习的重点是古汉语。阅读古代文献是无障碍的，但学习财税史反而不难，所以弥补中国财税史也不难。中国财税史的书，能买的都买，买不到的尽量通过网上下载电子书收藏。对古代法律法规中的财税徭役内容如《食品录》、历史著作中的《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通典》等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当代的金融家们，如梁、张献泽、郑、王胜铎等人，千方百计地反复寻找和阅读财税史书。

我从我的研究中了解到，公共财政和税收理论都来自西方。税收问题引发的争议在西方历史上影响很大，税收博弈是西方历史的驱动力之一。无论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还是美国革命，都与税收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在西方历史上，围绕税收、纳税和税收使用的博弈塑造了今天西方的政治制度，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相当丰富的税收思想和理论。如果不了解这些，就无法真正理解财税的思想理论，也无法准确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甚至今天的许多公共问题。然而，在中国出版的西方财税史学著作却很少，而公债和国债都起源于西方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文明、社会结构和政策可能导致的行为模式，所有这些都记录在它的金融历史中。”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说：“事实上，一个国家的金融历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了，你不仅会看到经济的发展，还会看到社会的结构、公平和正义。

财税史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曾经是我从未涉足或关心过的领域。通过对财税史的深入研究，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现状和改革的真正深层次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在财税史里找到了解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钥匙。

第二，《通志》的信任给了我信心

我渴望学习公共财政和税收的知识和理论。我的本意是让我在网络论坛上的发言更专业。但是这些年来，当我对财税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见解后，网上论坛就没落了。

于是，我开始给媒体写财经税务时事评论。《文献统考》《青春话题》和《中国经营报》是我贡献的重点。我的评论经常发表在《青春话题》的头条或者《冰点评论》的专栏里。公共预算、阳光财政、税制改革、个税、房产税改革是关注的重点，这些文章发表后，门户网站经常转载，我也有了一点成就感。

2010年初，《中国青年报》的编辑马先生在我的博客背面留言说，他看到了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对财税的评论。有的评论不仅讲现实，还引申到历史，很重，他想让我为《中国经营报》写专栏。

写给《中国青年报》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经营报》，发表于2010年2月27日。清末新政时期，宣彤试行了三年预算(191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预算。它在中国财政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成败对于百年后正在进行的公共预算改革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然而，百年前建立预算的努力在中国金融史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的文章发表后，《中国经营报》杂志的编辑看到了，让我写一篇关于清末预算试点一百周年的历史和文字的介绍性文章。浓缩后写了《预算公开百年梦》，发表在2010年《中国财政》杂志第9期。

《清末西方预算制度在我国的传播与建立》给了我一个题为《金融思想史》的专栏。我已经写了几期，我觉得很难写。因为报纸作为新闻纸，要发表有时效性和现实热度的文章，一般要从新闻的开头说起。有些新闻事件可能与历史金融思想有关，有些则不然。所以过了几期，觉得不可持续，不得不暂停。马彭利安先生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继续，我告诉了他真相。马说，金融思想史并不总是这样，但与金融史相关的金融事件是可以写的。我不认识马彭利安先生。他太信任了，以至于辜负了它。于是我放下包袱，认真对待，每周写一篇文章。

我在《中国财政》写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财税热点问题上，有的结合了金融思想史，有的涉及历史上的财税事件，有的文章纯属现实评论，不一定和历史有关。有时，马彭利安先生邀请我为一家报纸写社论，回应一些重大的金融和税收事件。

《中国经营报》是周报。下一期出版之前，一般是周二左右。马老师总是给我发短信说这周继续给稿子。如遇两会特刊或国庆春节长假，马先生会发短信说不用写稿子。有时候马老师会写信提醒某人某个题目已经写好了，没必要再写了。大约五年后，马先生从《中国经营报》辞职。他特意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稿子会写好，直接发给主编陈伟先生。从那以后，就一直如此。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陈伟先生，但我总是在每周三之前准时把手稿递给他。《中国经营报》很少问我写什么，给了我很大的写作空间和自由。因为《中国经营报》对我的信任度很高，所以这个专栏坚持写了八年。

第三，写作过程也是一个深化学习的过程

八年来，每周二或周三晚上，我坐在电脑前，为《中国经营报》写文章。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

每个写过专栏的人都知道，定期给报纸写专栏并不容易。最重要的是始终保持一种责任感和诚实。曾经看过著名作家程乃山谈在香港写专栏，说在香港写报刊专栏，空间有空就等你，天塌了就要按时交稿，不然混不下去(大意)，印象很深刻。这些年来，我也为《中国经营报》 《中国经营报》 《深圳商报》 《中国经济时报》杂志写过专栏，但一般需要一两年。但是《新快报》的专栏我写了八年。这个专栏既是《新理财》对我最大的信任，也是对我最大的挑战，是对我决心、毅力、能力的挑战。

我把写这篇专栏作为我每天的功课。期间我在甘肃日报的工作从特刊部调整到评论部，出差少，工作规律。工作完成后，我能够安静地阅读、思考、学习和写作。出差的话，我会提前准备好专栏草稿，在出差期间继续琢磨修改，在截止日期前寄出。作为一个读书人，平时没有什么娱乐。娱乐和写作有冲突的话，我可以推掉，调整一下。简而言之，我不能把专栏的写作和提交作为最后的手段。

每篇文章都需要精心准备。阅读相关新闻，选择题目，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和文献。每一篇文章都力求提出新的思路，寻找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数据，力求既有创新性，又要内容丰富，有一定的思想厚度；努力讲过去讲现在，开过去开现在，开中外；尽量写得通俗易懂，尽量少用生涩的专业术语。随着写作量的增加，写作难度也在增加。一开始一篇稿子一个晚上就能写完，现在一篇文章需要准备两三个晚上。因为很多问题，说了很多话题，以前没涉及到的新话题越来越少。写老题目一定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素材，写没涉及过的新题目一定要有新的知识，新的思路。不继续学习积累，就无法拓展内容。很明显，专栏写作一定是后面写的比较难。这是最严峻的挑战，但它迫使我学习写作，不断挖掘。

比如在写作之初，中国的《中国经营报》不允许地方政府借钱，地方债务问题还是暗流涌动。之后地方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修改后的《中国经营报》也对地方债务做了有条件的许可。因此，地方债务成为近年来的关键金融问题之一。地方债问题迫使我从零开始研究公债问题，尤其是中国地方债的历史。

在写作中，还要涉及金融、投资、金融史的一些内容。虽然我们的精力有限，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把精力投入到财政收入上，但也要了解基本情况。所以我也花了很多时间看货币、金融、投资方面的专著。在西方历史上，金融和金融是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研究金融史是不可能不问的。不过，我知道这方面很深刻。虽然我也涉足过这些领域，但是我没有写过关于这些内容的文章，我一直保持着明确的谦逊。

第四，回应是鞭策和赞美

十几年来，以《预算法》为主的媒体发表了大量关于财税的深度评论，很多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我把这些回应看作是赞美和鞭策付出。

八年来，《预算法》写了200多篇专栏和一些未署名的社会评论。主要内容有财政、税收、公共债务、社会保障等。采取民间立场和民间视角。时间在过去8年发表的200多篇文章见证了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程。

《中国经营报》的文章中，有几篇是由《中国经营报》的“论据摘录”摘录的。有一次，甘肃省委党校的教授给我打电话，反复问，《中国经营报》年一个同样署名的人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新华文摘》年，是不是我写的。我让他看内容，原来是我在《新华文摘》关于转账支付的文章。后来偶然看到我在《中国经营报》发表的关于土地租赁的文章也发表在了本刊的《论据摘录》上。

社保是我在关注的首要任务之一。早些时候，我在《中国经营报》写了一篇关于延迟退休的评论。2012年凤凰卫视《中国经营报》节目组的林媛媛打电话给我说节目组发现很多人认同我关于延迟退休的观点，决定邀请我作为嘉宾参与节目录制，现场辩论关于延迟退休的观点。但当时，我在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政府机构和企业之间的退休福利双轨制度上，我不想参加这个项目，因为我对推迟退休并不特别感兴趣。节目组调整了辩论赛的内容，劝我参加节目发表意见，订了第二天去北京的机票。玩之前林媛媛跟我说，这个节目的规模已经完全放开了，不用担心，尤其是现场主动发言辩论。现场辩论很激烈，但我一直习惯于自己温和谦逊的风格，不敢主动争题，没时间说点想法。

关于双轨制养老，国家后来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也要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解释为养老制度一体化，我写了《中国青年报》分析(2015年1月26日)。然后有一天，《一虎一席谈》节目组又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加节目，录了一个节目，是关于节目中辩论过的养老制度的。因为时间很匆忙，不擅长电视辩论，所以他拒绝了邀请。从那以后，我写了许多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文章，从名义账户制度，建立个人账户，到分配国有资产，将养老金投放市场，企业年金，延期纳税，保持自己的想法。最新一期还是社保，《养老保险制度只是改革难称“并轨”》(《一虎一席谈》 2018 . 1 . 13)。

在各种回应中，也有哭笑不得的人。比如转载时，出版媒体搞错了，签名被擦掉了。

现在回想起来，时间8年《养老保障第三支柱的税收优惠政策需慎重选择》发表的200多篇文章的观点并不都是正确的；对一些问题的建议和对策不够成熟甚至缺乏可操作性；一些预测和分析也与后来发生的不一致。但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对中国财税现代化改革的独立思考。财税改革仍然是中国未来改革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核心内容。我辛辛苦苦写下这个专栏，不仅是为了回报《中国经营报》的信任，也是为了证明我有决心、有毅力、有能力做好这件事，甚至是为了呼吁中国金融现代化，做出一个对社会负责的评论员应有的微薄贡献。

在2017年第27届中国新闻奖中，我的《中国经营报》(发表于《中国经营报》)获得了书面评论一等奖。能够准确把握中央的大政方针，从战略有利的位置，从容不迫地对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大主题发表评论，这完全是因为我对金融经济问题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以及我在专栏写作中的长期分析和表达能力。这是对我十多年来在写作上的奉献、毅力和毅力的肯定和奖励。(作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加减法并举》审查部副主任、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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