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发展战略

发展目标

发展趋势

辛亥革命以来，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是亿万中国人神圣的历史追求和伟大梦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不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制定和实施了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

第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并实施了“四个现代化”战略

改变旧中国极端贫困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自立，成为繁荣、民主、文明的国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目标。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核心，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并确立了以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为目标的“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战略。

(一)形成“四化”战略的曲折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1954年至1957年，提出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1963年，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被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最终在1975年，“四个现代化”被重申为国家发展战略，这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有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和吸取。

1.提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根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面对满目疮痍的局面，新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稳定物价，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经过五年的探索，中国在确立走社会主义道路总方向的同时，也首次提出了逐步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即新的民主制度，保证中国能够通过和平方式消除剥削和贫困，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过渡时期的总体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国家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中国首次将工业化确定为国家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2.从工业现代化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

在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顺利恢复的基础上，新中国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促进私营工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9.4%。1957年，钢产量和粮食产量分别达到535万吨和1.95亿吨，分别比计划目标(钢412万吨和粮食1.9亿吨)高出30%和2.6%。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中国政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毛泽东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把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从工业现代化提升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他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中国的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核心，但必须同时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中国是农业大国，工农业发展必须齐头并进。本文中，毛泽东首次将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列为同等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接着，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提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谁胜谁负，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都应该看到，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得到巩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3.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框架

1958

中国于1995年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一时期脱离实际的“大跃进”，以及随后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中国经济自1959年以来遇到了很大困难。1959年和1960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下降15.9%和16.4%，1961年工业增加值下降41.9%。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同时不断总结“四个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学习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本来需要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需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至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基本形成。

4.把“四个现代化”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

鉴于“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比重严重失衡、市场供给紧张、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0年冬，中共中央决定重视国民

经济实行为期3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整顿政策。在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后，中国经济从1963年开始恢复快速增长，1963~196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5.2%、11.3%和21.5%，粮食产量在1965年也恢复到1.95亿吨的水平。

在经济较快恢复的同时，“四个现代化”也从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场合的表述提升为正式的国家发展战略。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将“四个现代化”重新表述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以科学技术现代化代替了毛泽东原先提出的科学文化现代化，他在会议中说，“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3年9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是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63年12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将“四个现代化”正式作为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1964年12月20日到1965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向全国人民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和“两步走”发展战略：“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分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1966

年以后，中国尽管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但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并未改变。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国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他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二）“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施与进展

“四个现代化”战略的第一步目标，是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尽管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到1978年，“四个现代化”战略的第一步发展目标总体上来说还是基本实现了。

从经济发展规模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78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4.74倍，年均增长4.42%。第一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从1952年的343亿元和195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018亿元和905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了1.7倍和3.94倍，年均增速分别为1.48%和3.88%。作为“四个现代化”战略的发展重点，第二产业和工业发展较快，增加值分别从1952年的141亿元和12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755亿元和1621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了倍和倍，年均增速分别高达7.86%和8.18%。

从主要产品产量看，粮食、原煤、原油、生铁、钢、发电量、水泥、平板玻璃、纱、布、糖等工农业产品产量也大幅度增加，分别从1952年的万吨、0.66亿吨、44万吨、193万吨、135万吨、73亿千瓦时、286万吨、198万重量箱、65.6万吨、38.3亿米、45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万吨、6.18亿吨、万吨、3479万吨、3178万吨、2566亿千瓦时、6524万吨、1784万重量箱、万吨、亿米、227万吨，分别增长了1.86倍、9.36倍、倍、倍、23.54倍、35.15倍、22.81倍、9.01倍3.63倍、2.88倍、5.04倍。化学纤维、汽车产量等产品产量也大幅度增加，分别从1957年的0.02万吨和0.79万辆增加到1978年的28.46万吨和14.91万辆。

从经济体系看，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建立了食品加工制造业、纺织工业、家用电器、石油化工、电子工业和汽车、飞机、机床等装备制造业在内的工业制造业生产体系，基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战略的第一步发展战略目标。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这一时期过于强调钢铁等重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不够协调，国民经济的其他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

二、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并实施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

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果断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借鉴继承第一代领导人的“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

（一）提出“三步走”战略的历史背景

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后近30年的努力奋斗，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人民群众生活困难。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6.4美元，仅相当于同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2.4美元）的62%。同时，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有7.7亿人处于贫困状态。

1978

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关系到中国发展命运、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的重要会议。这一会议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会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启动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

（二）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提出

在启动改革开放的同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对中国“四个现代化”第二步发展目标，即到2000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了深度思考和相应的调整。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到访中国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37~238页）。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进一步将小康水平调整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到1000美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2页）。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目标，在1982年被纳入党的十二大报告之中，正式成为党和国家发展战略。胡耀邦在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全国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在提出“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邓小平也在不断思考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指出，“第一个十年，1981~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估计不成问题，可以提前完成。第二个十年，即从1991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从发展趋势看也是可靠的……，到本世纪末，尽管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到一千美元不算多，但是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一万亿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2页）。这是邓小平首次对中国“三步走”战略作出的初步描述。

1987

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进展与落实情况

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提出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社会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到1990年，“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基本实现，到1998年，第二步发展的数量目标提前实现。

1.“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目标的落实情况

“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是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之后，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进程。1988年的“物价闯关”，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随后3年不得不进行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为方针的调整，经济增速也出现了一定下滑，但总体上仍保持了年均5.8%的较快增长。199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872.9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80年增长2.43倍，超额完成比1980年翻一番的发展目标。199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63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80年增长了2.1倍，也实现了比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发中国社会发展最新动态展目标；按美元计算，199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17.88美元，已超过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98.32美元），接近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74.31美元）。从人均食品消费情况看，城乡居民的人均粮食、蔬菜、食油、猪牛羊肉、蛋类、水产品等主要食品消费量均大幅度增加，增幅均在1倍以上，特别是肉类、蛋类和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网消息(记者吴勇通讯员张海峰王林等)。)

11月21-22日，由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主办，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12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在广西桂林召开。本次年会采取线下会议和线上直播的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中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4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得到了《财经问题研究》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经济思想史学刊》 《社会科学辑刊》 《学习与实践》 《改革与战略》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0103010等期刊的支持。参加者总数达到200多人。

开幕式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主席莫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贾根良教授先后致辞。广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梁军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莫科首先对前来年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支持学校改革、发展和建设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他介绍了广西师范大学的发展现状、目标和经济管理学院的基本情况。广西师范大学成立88年来，为国家培养了40万名各级专业人才，已发展成为广西教师教育的“龙头”、人文强桂的“主力军”、科技兴国的“生力军”、广西国际教育的“排头兵”。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目前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三个一级硕士学位授予点，工商管理(MBA)、金融两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他强调，广西师范大学将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和综合改革，充分发挥全校共建理论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作用，努力打造具有鲜明学校教育特色的国内高水平大学目标，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贾根良代表年会秘书处发表了讲话。贾根良简要总结了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最初发展，并阐述了中国演化经济学家的三大使命：第一，立足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研究，传播和创新“第三”经济学；二是反对经济学和数学的形式化，“复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三是以解决国内重大实际问题，做“真学”为指导，帮助人民。他表示，本次年会的召开，必将加强演化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与沟通，促进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原创性发展和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他真诚希望专家学者围绕年会主题进行深入对话交流，共同解决新时期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索新的全球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道路。

开幕式后，与中国科学院杨研究员进行了主旨演讲

贾根良分析了中西部地区在国内流通中的地位。他认为，中西部地区作为国内流通的重要引擎，可以在空间上促进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深度发展。在实施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良好贸易和优质贸易，把西部中心城市建设成为核心技术国际创新中心，使其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龙头和强大增长极。

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杨分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机理，解释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异同，认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演化主要是由两者之间联系方式的创新驱动的，这进一步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最终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黄以《论制度理性建构与自发进化的统一》为题，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了制度理性建构与自发进化的两种分析范式。他认为，当前的制度建设必须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和辩证统一，充分利用社会历史演变形成的共同知识和分散在各种社会主体中的地方知识，提高制度的治理效率。制度理性的构建需要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赋予基层探索以权力，保护和激发基层的主动精神，更好地利用分散在基层民众中的地方知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加强顶层设计，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得益于强化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统一。

冯凯东以“能力的层级结构和模块化划分：全球变化下创新理念的回顾与解构”为题，从产业、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面分析了能力层级、创新体系条件和支持“模板化”的美国体系。他提出了“模块化”系统的关键要素，即——竞争与分工、全球生产网络、跨越“模块化陷阱”的分析思路。

吴演讲的主题是“推进西部大开发，帮助中国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他将西部地区分为“外西部”和“内西部”，认为西部地区将在充分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促进西部大开发，帮助中国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建议1)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2)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具有西部特色的高效农牧业，3)科技创新与布局调整相结合，4)加快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5)合理加密陆港节点，形成高效网络体系，将国内主要通道与欧亚大陆桥对接，畅通国内外物流双循环。

彭彦发表了题为“工业文化视角下的双循环：培育制造生态系统”的演讲。他说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落脚点。他从中国工业文化的概念与观念出发，结合演化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分析观念（文化）的演化与产业的演化。他认为，制造业生态体系作为国内大循环的产业基础与战略基础，其多样化的培育必须要善于利用国内市场优势，发挥“干中学”效应。

王娜分析了现代货币理论（MMT）对新自由主义的颠覆及其为什么会遭到主流的“围攻”。她简要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就业政策三个维度分析MMT对新自由主义的颠覆；进一步分析了MMT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等核心理念（市场原教旨理念）的内在冲突，并强调政府的重要作用。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是对新自由主义更加深刻的颠覆。

分论坛研讨了30篇学术论文。与会学者围绕“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演化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方法与思想史”“现代货币理论与演化宏观经济学”三个主题板块展开学术交流。

11月22日上午，江西师范大学李建德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刘刚教授、中南大学傅沂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黄阳华研究员、河南大学宋丙涛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王修志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王焕祥教授、云南大学张林教授分别作主题演讲。主题演讲环节分别由广西师范大学贤成毅教授和张海丰副教授主持。

李建德发表题为“人类认知结构的演化”主题演讲。他从人类认知的基本原则——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基于认知科学历史观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阐述了人类认知结构的演化；并运用认知科学历史观，对资本主义各历史阶段的社会科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应坚持认知科学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开创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

刘刚发表题为“政治经济学的工业史与创新理论”主题演讲。他阐释了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熊彼特关于循环流转—创新的论断；在详细分析马克思关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协作分工分析范式、劳动方式的基础上，描绘了历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并对新工业革命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他提出劳动方式变革分析研究范式。政治经济学研究需把握工业史的规律，生产力经济学对中国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贡献。

我国正处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进程。傅沂基于演化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对养老产业链升级路径进行了研究。基于老年人人均可支配消费增长的比较，他预测，2023年和2040年将成为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拐点。通过对我国养老产业链现状及其路径依赖的分析，他指出养老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并提出未来养老产业链将通过中游的泛社区化养老带动上下游环节升级。

黄阳华发表题为“新发展格局的演化发展经济学解读”主题演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他通过解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和理论基础、方向和重点领域，从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命题，并提出未来可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方向。

宋丙涛以“公共经济、社会理性与利他偏好——制度及其知识的演化”为题，简要梳理了中外历史上人类知识和认知的变化历程。他基于产权制度及其知识、社会制度及其知识如何产生的问题，从文化发展的利他性、延续性、利己产权、东西方古典文明的比较，分析人地与人际关系的差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人类社会及知识演化的历史逻辑；最后探讨了东方文明由内部结构差异导致的制度分岔，以及市场经济的不同起源所导致的公共经济社会转型的不同路径等问题。

王修志发表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价值链分工与长三角区域创新使命”主题演讲。他剖析了我国开放发展所面临的价值链分工态势，以及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情况，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逻辑下探讨了长三角衔接新发展格局的逻辑与路径。他认为，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要致力于实现价值链分工角色的嬗变，具体而言，要面向全球先进要素，以赋权、开放、集成、协同为一体化制度创新内核，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增强区域科技创新合力。

王焕祥系统梳理了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演化历程及其创新、选择与传播。演化经济学紧密结合经济思想史与国家经济发展重大实践，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引介—应用—创造”三个阶段，大致分为两个研究路径，即对制度演化的研究和对技术演化的研究，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张林发表题为“试论中国演化经济学的方向”主题演讲。他分析了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和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演化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要扩大联盟、分工合作、以理服人、主动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闭幕式由杨虎涛主持。梁君作总结发言。他对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秘书处的悉心指导及全国各高校专家学者、师生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感谢，表示本届年会具有“规模大、规格高、规制好”三个特点，实现了“交流思想、奠定共识、坚定了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原创性发展的信心”的重要作用。杨虎涛致闭幕辞。

在本届年会上，与会学者以文会友，展开学术交流与沟通，进行理性思考和思想碰撞，从不同角度探索解决新时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有效推动了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经济学学科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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