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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周刊关于滴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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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周刊关于滴滴事件与滴滴

8月28日,滴滴出行官方微发布了由创始人兼CEO程维和总裁刘清共同签署的《郑重道歉》,称“规模和增长不再作为公司发展的标尺”,“打车业务将无限期下线”。然而,公众对这一道歉普遍反应冷淡。目前进入搭便车平台,只有白底黑字一行线下提示。在自动客服中,没有回复什么时候再上线,而在自检的进度中,也是说“暂停”搭便车业务。

“这一整改措施表明,滴滴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这些措施是否充分,尤其是滴滴负责人是否有进一步的责任,还要看公安机关和监管部门的调查结论。”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河南郑州空姐被滴滴撞死也不过100天,滴滴当时的反应是发出“百万悬赏令”,让外界褒贬不一。

因为这个案子,5月12日凌晨0点,滴滴下线整改,然而只过了一个星期又上线了。在5月31日公布的进展中,滴滴宣布已经完成了再次上线前的所有整改措施,包括线下个性化标签和评论功能,双方的个人信息和头像只对自己可见,店主下单时必须认脸,22:00-6:00暂停下单。

当时的道歉声明已经在滴滴的微博上消失了。

两起命案,处理方式相似,不仅暴露了滴滴在巨大的服务量下缺乏安全管理和处置能力,更是将资本的傲慢和对生活的漠视表现到了极点。无论是一百万奖励还是三倍补偿,人们都觉得这个被资本养肥的6岁独角兽已经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8月26日下午,针对上述事件,交通运输部会同公安部和京津交通公安部门对滴滴公司进行了联合约谈,责令其立即对乘车业务进行全面整改。

在业内人士看来,不应该只停留在面试层面,监管部门应该采取实质性的处罚措施。对于故意违反市场规则或违法的企业,重罚确实是对公众负责,重罚能让企业真正改正错误。

滴滴出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程维。视觉中国地图

2012年,程维辞去支付宝B2C业务部副总经理一职,以人民币80万在京创业。为了节省代理费,他沿着北四环一路打听,一栋一栋,寻找合适的办公地点。最后,他在海龙电子世界C980室租了一间100平米的房间,成立了北京小菊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滴滴打车的发展(刚成立时叫“滴滴打车”,2014年5月更名为“滴滴打车”)。

据天空调查数据显示,自2012年7月天使轮以来,滴滴出行已收到20轮融资,市场估值可能达到5000亿人民币。然而滴滴起步并不顺利。

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最初的产品是外包开发的,花费了8万元,始终达不到在线标准,推出时间也推迟了。上线后产品问题也很严重,数据包太大,有30多个bug,不仅耗电,还消耗大量流量。即使免费提供给出租车司机,也不会被认可。直到2012年底,程维聘请百度R&D经理张博担任CTO,推出滴滴打车APP,彻底填补了技术上的不足。

这个时候市场上有类似的出租车软件,谁能更快占领市场,覆盖面更大,谁在竞争中就有更大的优势。占领北京市场后,滴滴面临B轮融资。这时,腾讯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

在与马云会面之前,阿里的两位企业家已经同意不让腾讯牵头投资,但没想到,马云

经过一番纠结,滴滴终于去了腾讯的阵营。除了看中了当时的微信资源,更何况阿里巴巴几乎和滴滴同时投入,迅速占领长三角市场。滴滴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经过这一轮融资,滴滴和快马在抢占市场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2013年,蒯收购了当时市场排名第三的大黄蜂打车。滴滴和快在市场上并驾齐驱。最后,2014年1月,滴滴首次拉开补贴大战的序幕。

当时滴滴打车刚刚接入微信支付,程维想做推广,就向腾讯要了几百万的预算,但腾讯给了滴滴几千万。这个补贴让滴滴营业额暴涨,短短一周,补贴就突破了1亿。

一周后,支付宝和快迪也加入了补贴战,打算一周后退出补贴的滴滴面临两难。

这场补贴战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全国引起轰动。很多人都清楚的记得,那段时间打车很快就赚了10块,滴滴赚了11块,然后又很快提高补贴额度,让船涨起来,补上乘客和司机,几乎零成本打车。刚刚普及智能手机的人,无法理解这种烧钱挣钱的行为,却在他们之间的补贴大战中享受着渔民的利益。

之前出租车司机对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只有20%左右。为了在补贴战中获得更多利益,很多出租车司机甚至买了两部手机,同时安装了两个应用,享受双重补贴。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任何后退一步的人都会失去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投资人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你继续扔钱,没人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似乎陷入了无底洞。

这时候程维制定了红包补贴,金额从10元到20元不等,比较划算,比较随意,很难快速跟进。但是这时候两个打车软件已经骑虎难下,没有人敢先撤退。

一个月后,马云在微博上抱怨出租车软件让他的家人无法上车,以至于补贴战暂时告一段落。

在滴滴成长的过程中,每次遇到强大的对手,从快车到优步,甚至是今年强势登陆的美团打车,滴滴都把补贴战当成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小把戏。

今年3月,美团打车登陆上海市场,给司机们开出了“0划,每天600元保底”的优厚条件。在推出的最初阶段,所有特许司机都免于抽签。6:00-24:00期间每天花10个小时上网,收到10个订单的司机,600元可以获得保障收入,超过600元还会获得200元的额外奖励。在乘客端,前三个订单可以获得每单14元的折扣。

滴滴出行也立刻减少了司机的抽签。在补贴战如火如荼的时候,Meituan.com首席执行官王兴在他的餐饮账户上发了一条消息,称:“滴滴似乎一直喜欢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玩法,美团仍需继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这场补贴战很快就收到了监管层的警告。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约谈了美团,要求合理确定运价,不得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垄断市场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运营服务。随后,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也开始加强执法。3月21日至4月2日,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交通执法部门查处了211起利用网络平台进行非法客运的案件,其中滴滴148起,美团出租车63起。

半年后,程维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十年二十人》的对话中谈到补贴战,认为这是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必然现象,有利有弊。“这是竞赛的武器,就像原子弹导弹,又像七伤,用不好会伤到自己。凶玩背后有乱,使用时要谨慎。”

补贴带来的后遗症,不仅通过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和行业规则,还会给用户带来“补贴后遗症”。一旦取消补贴,他们觉得价格很贵。正因为如此,程维表示,早在2015年滴滴和优步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就决定“去补贴”,从竞争导向转向用户导向。

“但这不取决于你,这取决于行业。这不是你可以选择的。”程维说。

“性感场景”被质疑

快速补贴战,虽然双方都花了巨资,但在出租车软件行业,割据局面基本实现,滴滴开始规划细分市场,打造一站式出行平台。

2015年,刘清加入滴滴。用王刚的话说,程维和刘清在商业上是绝配。出生于销售行业的程维对市场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度,而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刘清拥有强大的网络资源、国际视野和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能力。

此时,全球知名的出租车服务公司优步(Uber)也瞄准了中国市场。面对曾经拼死一战的劲敌滴滴和快两家公司,他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竞争还是合作。

此前,双方在收购大黄蜂的过程中进行了短暂的谈判,但没有谈及此事。没有人对合并有把握。

刘清扮演了调解的角色。"两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一起喝了很多酒."最终,大家都做出了让步。2015年2月,滴滴打车和快打成功战略合并。

合并后,滴滴加快了旅游市场的细分,2015年推出了一系列旅游平台。同年5月,滴滴快车上线,与传统邮轮不同。快车整合私车资源,由系统完成。而且司机的工作弹性更大,可以自由安排出行时间,很快就吸引了一部分车主在下班后的闲暇时间兼职做快递司机。

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运营资质的社会车辆不能载客,快车的法律地位受到质疑。更有甚者,快车的出现挤压了出租车市场,引起出租车行业的强烈不满。出租车和快车的冲突在各地不断发生,监管部门不得不来回“灭火”。

然而,仅仅一个月后,又一个C2C私家车拼车平台正式上线。这个平台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整合空座资源,帮助私家车主和乘客共享通勤。而C2C的轻资产模式使得滴滴和风车发展迅速。从滴滴的数据来看,该平台已覆盖343个城市,乘客人数已超过3000万,累计出行2亿次,总里程1亿公里。

要做到这一点,滴滴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人工成本。用当时滴滴顺丰总经理黄的话说,“几乎不需要线下人员”。这种商业模式显然受到资本的青睐。根据天眼财的信息,2015年7月8日,滴滴F轮融资收到30亿美元,距离上一轮融资刚过一个月。

如果快递司机的目的是“赚外快”,那么乘坐就被贴上了非营利性公益的标签,路线规划容纳了车主的行程,沿途带几个乘客,分担一些油钱。这也决定了滴滴和风车不会追求确定性和效率,而是追求“独一无二的体验、乐趣和廉价”。

为了吸引更多的车主加入乘坐,滴滴从一开始就宣扬乘坐的社会属性,并推出了“遇见美好”作为口号。在乐清发生车祸后,黄三年前的一次专访也被摘抄了。在这次采访中,黄把出租车、特快列车和专车分别比作国有酒店、家庭式酒店和三星级酒店,而乘坐的是“家庭式酒店”。

“以前,你每天都要在路上花两个小时,这是对你一生的一种消耗。但是现在,通过搭便车,你可以认识更多可靠的人,获得良好新闻周刊关于滴滴事件的社会经验,这成为一种收入。这是前所未有的场景。就像咖啡馆、酒吧一样,私家车可以成为一个半开放半私人的社交空间。”黄说:“这是一个非常未来和非常性感的场景。我们从一开始就想得很清楚,必须向这个方向奋斗。”

本着这个初衷,滴滴顺丰在很多细节上为“社交”提供了便利,比如可以看到对方的头像信息、打开标签、评论功能等。之前被杀害的向鹏航空女乘务员在她们的个人标签上有许多诸如“漂亮”和“甜美”的评论。但是社会属性就像一把双刃剑,改变了搭便车的目的,共享行程变成了看脸接单,也为一些无法无天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

2015年7月,公交业务和驾驶业务上线。同年9月,滴滴打车更名为滴滴出行,一站式出行平台明确建立。11月,在特快列车的基础上推出“特快拼车”服务,通过大数据算法瞬间匹配多组路线相似的乘客。

据滴滴信息,仅2015年一年,滴滴就完成了14.3亿单,成为仅次于淘宝的全球第二大在线交易平台。

现在滴滴的出行平台上,除了出租车、快车、专车、顺风车,还有自行车、豪车、司机、二手车、公交车、自驾租车,基本涵盖了整个出行需求。

从共享经济平台到分包商

工商资料显示,滴滴出行客服已经外包给专业公司,客服人员月收入3000元,流动性极强。正是这些外包的客户服务,是司机和乘客在遇到危险时最后的救命稻草。

早在2015年6月,CTI论坛在专访滴滴客服总监杜静时就提到,当时有800多个客服团队,客服部门成为重要的独立二级部门。

当时滴滴刚刚起步,随着一站式旅游平台的全面铺设,滴滴开始快速发展。根据刘清在2018年滴滴年会上披露的数字,滴滴在过去三年里从单一业务快速成长为多元化业务,人数从700人增加到8000多人。滴滴2017年载客100多亿,是中国民航的20倍,是中国铁路系统的3倍。“我们的组织成长跟不上业务,就像灵魂跟不上步伐,我们需要补课。”

在滴滴8月25日的道歉声明中,也发布了一组关于乘坐的数据。自该车推出以来的三年里,滴滴出行服务超过10亿次。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三年里,滴滴平均每天的乘车次数约为90万次,对于一家成立仅六年的公司来说,这个数字太大了。

以往滴滴出行作为网络汽车平台,为司机和乘客提供交易匹配服务等相关信息服务,每次交易滴滴出行收取20%的服务费。2016年8月,滴滴出行在收购优步中国后,在中国在线汽车市场获得了绝对的市场优势,尤其是在定价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据媒体报道,滴滴在收购优步后调整了定价方式,从过去的服务费提取模式改为司机和乘客分开定价模式,不再收取20%的服务费,而是获得了司机和乘客之间的差价。

这意味着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滴滴出行首先以设定的价格与乘客达成服务协议,然后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司机服务。滴滴出行从原来的共享经济平台角色转变为旅行社的分包商。

此后,滴滴平台对司机的利益分成进行了数次调整。目前滴滴车主平台上的份额比例为:每单收入=业务费用 100%-0.5元订单奖励 100%附加费用 100%其他费用 100%。但是很多司机说其实没那么多,根本看不懂是怎么分的。

滴滴一名前员工表示,在离开公司之前,快车的定价是参照出租车价格的一半左右设定浮动价格。但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网上预定的出租车票价以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为准”,网上预定出租车的经营者没有定价权。

事实上,作为具有一定公共服务特征的服务业,旅行社市场的价格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比如出租车调价时通常会举行听证会,而滴滴出行的定价依据既不是政府指导价,也不是市场调节价,且“垄断”特征明显。

法律的灰色地带

虽然市场反应不错,但是私家车运营在公交领域还是一个法律灰色地带。因此,如何应对政府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

2014年12月,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报告称,已查获12辆滴滴专车。官员表示,只要提供服务的车辆和司机不具备客运资格,就是非法客运。但上海有36家正规租赁公司,没有一家和滴滴专车签订过合作协议。所以滴滴专车大部分车辆不具备运营资格,俗称“黑车”。此外,特种车辆存在偷税漏税问题,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仅半年后,2015年5月,上海市交通委与滴滴快的开始合作成立国内首个专车工作组,并计划在上海试点专车。这是第三方打车软件第一次正式与官方合作。但是《中国新闻周刊》查了一下这段时间的资料,发现没有下文,好像就不了了之了。

“面对滴滴这样的巨型平台,政府没有经验可循,监管的核心难点是如何在创新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周汉华说,人们普遍感到困惑和质疑的原因,如承诺多、整改少、执法部门执法不力,在于创新和安全是一对矛盾。毕竟滴滴作为最典型的共享经济形式,确实解决了传统交通的一些痛点。像鲶鱼一样,它搅动了人们传统的旅行方式,甚至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新方式、新格式的出现,必然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甚至是最初的阵痛。

在滴滴的公司结构中,有一个专门的政府事务部门负责与政府的接口。另外,把懂政策的相关政府机构也包括进来,似乎是更快捷的方式。此前有媒体披露,滴滴出行副总裁张贝在加盟滴滴之前是交通部道路运输司出租车管理处副处长。交通部交通运输服务司出租汽车管理处直接负责制定全国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和专用车管理办法,是交通运输行业的权力部门。张北上任后,第一次亲自面试滴滴。

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滴滴逐渐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2016年7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及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发布了两个与出租车行业改革有关的文件,即《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电网新办联合发布的《出租汽车管理服务网上预约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谁来终结滴滴你奈我何的垄断病

原标题:谁来终结滴滴一大家子的垄断病,你能做什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滴滴首先必须反思治理模式

而不是和几个玩忽职守的员工打交道,发表一些声明

赔偿一些钱就能解决问题

图片来源:卡通创意

以悲剧的方式纠正行业发展中的谬误是非常必要的,虽然为时已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8月24日,浙江乐清市一名乘客赵某在乘坐滴滴出行时被司机钟某撞死。近四年来,媒体报道、相关部门处理的滴滴司机性侵、性骚扰案件至少有50起。直到2018年5月6日郑州搭车杀人案曝光,女性乘车安全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为什么悲剧会一再发生?滴滴是怎么整改的?据滴滴相关负责人介绍,滴滴对性骚扰事件的处罚是永久关闭顶格——的账户,但不得不承认目前性骚扰案件取证困难。针对郑州空乘遇害事件,滴滴发布公开信称:“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做好后续工作,彻查所有商家,避免类似事件发生。”但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在3个月前有人被杀的悲惨背景下,在受害者亲友报警后,没有提供失主信息。其实刚刚被投诉的业主并没有得到处理,而是继续发单!

对于乐清乘客杀人事件,网上一度传言警方不会立案。然而,根据温州警方的报告,警方三次向滴滴索要嫌疑人的信息,均被拒绝两次。不存在“没有车牌号和司机电话就不会立案”的说法。只是在第三次被要求提供介绍信和警官证后,才获得相关线索,共耗时92分钟。在推诿过程中,乘客被杀。

温州女孩在被杀过程中,两次发“求助”信息,亲戚朋友给滴滴客服打了7次电话。回答是:“亲爱的,等着上级给你处理”,“不到一个小时,请继续等”。滴滴居然打电话问杀手司机,然后把司机的声明还给亲戚朋友:没人接。安全监管全过程失控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这种悲剧不仅仅是一些工作人员推搡和争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司治理的问题,一个不重视法律制裁的问题,一个监管不严的问题,一个市场竞争不足的问题。

先说公司治理。众所周知,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中,“萝卜快洗不出泥”,公司治理往往远远落后于业务的快速扩张。这场悲剧警示,野蛮的“所谓”共享经济应该深刻反思。

这几年滴滴疯狂扩张,所向披靡,但我们看到管理层并没有同步跟进,甚至到了一片混乱的地步。试想一下,如果滴滴真的吸取教训,狠抓司机管理,悲剧还会重演吗?杀人事件的反复出现,说明在人事层面,体现了其对规则和常识的蔑视;在管理层面,它表现出了把课当儿戏,把生活当薄纸的傲慢。

是的,资本的意志是为了赚钱。悲剧发生后,业界仍在谈论滴滴5000亿上市计划或受到影响。我想问,这样的公司治理水平,这样有缺陷的运营模式,怎么才能安心上市?

所以滴滴首先要反思治理模式,而不是处理几个失职员工,发布一些声明,赔偿一些钱来解决问题。

先说法律制裁轻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对于涉及消费者生活的重大案件,法律通常采取重罚的方式,有些案件甚至会对涉案企业进行破产处罚,相关企业的责任人也可能受到民事起诉。

另一方面,在滴滴连续消费杀人案中,法律对公司施加的处罚

三是监管不严的问题。悲剧发生后,监管会到位,对滴滴这样的涉案企业来说,会是一个紧箍咒。但事实是,在所谓互联网创新的旗帜下,一些公司和资本随意扩张,无序竞争,严重破坏了正常的行业秩序,监管不力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当然,先发展再监管几乎成了互联网创新的常态。然而,网络汽车领域的搭便车行为一再暴露出其潜在的安全隐患,监管机构也该痛苦地决定是否留下了。分享方便不能以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甚至丧失生命为代价。乘坐的性质与出租车、专车完全不同,安全性已经到了必须停车的地步。监管要及时整改——的安全,即使方便也要一票否决。

最后,摆脱滴滴的垄断。除了强化企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严格监管之外,提高网上车商相关服务的服务水平,只有依靠增加竞争、开放市场、允许更多竞争对手进来,才能促进业务业态的良性发展。

新闻周刊关于滴滴事件与滴滴

没有对权力的限制必然导致恶,没有竞争的垄断也必然导致恶。只有结束滴滴的统治,才能标本兼治。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市场与道德的关系做了一个经典的陈述。他认为,在市场中追求私利的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必须遵守社会正义的一般规律,必须具有“审慎”、“克己”的美德。另一方面,个人或企业只有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才能迫使自己树立长远的考虑,把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列为发展的必要前提,才能取得长远的成功,否则就是短期行为,急功近利。

我们目睹了金钱欲望和资本扩张爆发后的种种罪恶,会觉得斯密说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一样重要,市场经济应该是道德经济。没有最基本的诚实和同情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将导致灾难,这些道德情感必须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来保持。所谓企业的“自我意识”和“自省”都是靠不住的。

如果我们不打破垄断,我们不仅会面临高价格下跌,而且会面临危险的下跌。从全民支持到转恶只有两三年。这不就是全社会纵容的结果吗?应该反映的不仅仅是滴滴,还有提滴滴的舆论和社会。

评论/严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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