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由于缺乏一个能够充分容纳民意表达、在公共政策和事务的决策和裁决中反映民意的机制，加上司法改革缓慢和媒体监督困难，通过公民新闻表达的民意在中国公共空间中占据着独特而突出的地位。作者将公民新闻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分为四种类型：

责任政治

由于受社会习俗和制度化政治权威的限制较少，互联网使得中国无形的舆论高度可见。如果说在现实世界中，很多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一部分，那么在网络上，他们得到了发言的机会，采取了他们认为应该采取的行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公民试图根据宪法和其他法律追究当权者的责任，并逐渐在一个以官员为基础的社会中播下责任的种子。

在问责过程中，中国网民采用了独特的人肉搜索方式。人肉搜索的功能是聚集网络社区网民的力量，追踪某些事物或人物的真相，揭露相关细节。近年来，有许多官员因网上举报和曝光而被解雇的案件。

2008年10月，深圳海事局党委书记林嘉祥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他与女孩的父母在大厅里发生了一起未遂事件，一名高级公务员涉嫌猥亵女孩。在视频的字幕中(视频本身是无声的)，林嘉祥说话傲慢，引起网友强烈不满，并发起人肉搜索。11月3日，林因酒后讲话不当，被交通部党组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2008年12月，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因在会议期间吸食高价香烟、佩戴高价照片发布在网络上而被免职。2009年10月10日，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周久耕事件被视为网络反腐的标志性事件。

2010年2月，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枫的日记在网上发布，引起巨大轰动。根据这篇2007年1月至2008年1月的日记，韩枫的工作生活主要包括饮酒、玩弄女性、收受贿赂。他立即被停职接受调查。3月14日，广西烟草专卖局党组作出开除党员、公职的决定。12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韩枫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

蓬勃发展的网络和伴随网络出现的新的自由表达方式已经让官员们感到恐惧。就像陕西绥德县一位宣传部长感叹的那样：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那么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2010年4月，《人民论坛》杂志对当代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做了一个有趣的调查。一些县委书记表示，官员很可能成为当前网络中的弱势群体。根据调查结果，70%的受访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什么级别的干部最怕网络监督？《人民论坛》杂志对300名党政干部的问卷调查中心显示，47%的人选择了县级选项，排名第一。据记者采访，宣传部官员和县委书记最怕网络监督。

另一方面，网上调查显示，71.5%的人表示会参与反腐；当遇到社会不健康现象时，75.5%的人会选择网络曝光。《检察日报》对此评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工具，更好地承担了代表公众监督腐败的社会责任；它已经成为遏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增长和蔓延的有力武器。

在互联网上，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相对免于恐惧和限制的公共空间，情绪的激动和激烈的批判就像洪水一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新媒体不如其他媒体和平和理性

在网上发布事实信息是一种证人行为。在许多情况下，证人不仅将真相留给历史，而且还收集公众意见，促进真正问题的解决。刘说：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原罪不是无知，而是视而不见。然而，在当今中国社会，这种想看的欲望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原因是眼见包含着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是见证的力量，是记忆的力量，是互相关爱的力量。正如郝劲松律师在上海钓鱼执法案中回答你所说的关于上海法官黄强对被抓方的著名威胁的每一句话一样，它将在24小时内通过互联网传播到全世界！我告诉你！表明互联网将成为中国网民的天然盟友，帮助他们在追求新闻真实、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将目击信息运用到最有影响力的地方。

很多时候，公民率先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然后就会受到报纸和电视的关注。公民新闻可以作为衡量某条新闻是否会或应该受到主流媒体更多关注的晴雨表。比如网络上一些热点话题的形成，就是源于一些有影响力的网站上，相关海报不断在点击率高的文章后面留言。这些消息转发到一定程度后，敏感的传统媒体开始介入，根据网络消息进行采访和深度报道，很快形成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

同时，公民新闻构成了主流媒体的反馈机制，可以起到放大器和混合器的作用。比如孙志刚事件最早由广东传统媒体报道，而其深度报道和分析则集中在新浪。搜狐。人民日报和互联网。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共同推动了舆论共识的形成。刘涌案最初受到纸媒的质疑。被网络媒体转载后，相关观点比较集中。在网络媒体和印刷媒体互动之后，出现了更具参与性的舆论。

这种信息政治改变了中国媒体的生态系统。2003年以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隔绝，因为前者往往对后者表达的内容充耳不闻。然而，从那以后，我们看到两者之间的隔离被打破了。在很多情况下，新媒体和所谓的主流媒体有着良好的互动，共同改变了相关话题的新闻报道。新媒体的相对透明性，使得原有的新闻机构更容易接近，互动性更强。

抵抗政治

目前，中国总体上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和利益代表渠道，从而造成了一种无法捍卫自身利益的个人和社会团体被迫采取高风险抗议方法发布其赔偿政策的要求和希望的环境。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前所未有的，抗议运动的复杂性也在增加。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权利时代。农民、工人和新形成的中产阶级都在为自己的民权而斗争。无论哪个群体，在争取权利的过程中，都离不开充分利用互联网。互联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表达和组织两个方面：通过相对无障碍的表达改变集体认知，构建集体行动的框架，没有这种框架，集体行动难以产生；同时，互联网还可以激发舆论共鸣，为社会运动造势和赢得支持。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缺乏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正规的社会组织很难发挥动员的作用。互联网恰恰可以消除这种障碍，帮助人们以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发起理性有效的行动。

抗议事件发生的频率很高，网上和网下的事件经常相互激荡，这也给了政府一个警示：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需要正常的制度化治理，人们不能期望无休止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过多地成为网上的新闻事件，或者直接在网上联系上级领导才能得到解决。

一些睿智的地方领导通过网络实践总结出中国式的应急：如上海市委书记俞提出快报的事实，并认真报道原因；他说：如何应对公共事件？首先，恐怕我们必须迅速做出反应。你得有个说法。重大安全事故一出，就要迅速报告事实，对政府的重要批评，不管是对是错，都要迅速做出反应，或者随时回答政府提出的问题。如果回答不出来，也要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研究好，现在回答不出来。二是实事求是，三是重在制度。

安徽省委原书记王金山也说过：处理网络事件，肯定是无法避免的，屏蔽不是解决办法，拖延症解决不了问题。消极的一定是消极的，积极的可以主动。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快速反应是基本要求。要第一时间捕捉信息，第一时间站起来发言，在线观看发言，不失语不废话，需要快速谨慎。其次，解决问题是最终目的。不仅要爬起来，还要趴下。上去就是通过网络了解情况，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要对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分清真假，给网民一个负责任的回答，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象征政治

符号政治是指利用符号和叙事来框定某些事件，从而影响公众。互联网极大地促进了图像符号的生产和流通。因此，在网络动员中，演员一般会使用照片和数字视频来获得强大的象征效果。比如前面提到的抵制政治，由于其极端性和戏剧性，很容易在互联网上传播，刺激网络舆论。特别是当斗争中出现强大的图片或视频时，它们不仅传播尖锐的事实，还传播建构的价值观。现代社会运动和媒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运动的本质是媒介战争，这意味着视觉动员起着关键作用。

例如，2009年11月13日，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居民唐福珍在自家屋顶自焚身亡，钱刚在研究一黄自焚前著名自焚事件的传播链时发现，传播高峰出现在央视新闻频道12月2日晚9: 30在《新闻1+1》栏目播出节目《拆迁之死》之后，因为节目中有一段唐福珍自焚的手机拍摄视频。这一视频效应立即引发了大陆网络对唐福珍事件的铺天盖地的评论。在一黄事件中，也有自焚视频和照片上传网络。尤其是钟汝九在一辆公交车上被宜黄县几名干部强行带走的照片在微博空间迅速传播，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

此外，中国网民还以独特的恶搞手法进行想象中的报复，将无权者赋权，将有权者阉割。比如2009年，当网友抵制在个人电脑上安装绿坝软件时，出现了大量恶搞绿坝的图片、视频、歌曲，想象力丰富的网友也塑造了绿坝娘的动画形象。因为工信部是用4170万购买的，所以把战斗力定在4170万，网上也有说达小姐身价4000万。从人物造型到故事情节，再到主题曲的创作，甚至围绕绿坝娘的产品(如游戏、t恤)的出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动漫人物链，以至于有网友骄傲地宣称，这很可能会是中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漫人物。

尽管公民新闻发挥着如此多样和重要的作用

世界公民记者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会遇到三大障碍：国家对记者的严格监管导致公民记者法律地位的缺失；传统媒体记者拒绝公民记者是出于捍卫自己的职业。公众对记者帮助解决问题的高度期望可能会给公民记者造成信誉真空。(作者是北京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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