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

佟金河主编

腾讯新闻粮雨工作室出品

厚底鞋，女街，漆皮包

《孔雀》是一首只会在珠三角诞生的歌——

“排队，吃饭，下班，总结平庸的日常经验。这个黄昏总是准时到来，星星在屎里打捞。”

两年前，伊一是一名白领，在东莞厂区工作。有一天，她离开宿舍，穿过马路，走进工厂一楼长长的走廊，看起来像一条地下隧道，挤在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中间，等着排队打卡。

灯光昏暗，在单调的蓝色潮流中，伊一注意到了一些细节：一些女工踩在裤腿下的一双高跟鞋上，或者一件精致的粉色小衬衫出现在蓝色的衣领中。这些是一些不协调但有趣的修饰。根据工厂规定，女工进入车间时会穿安全鞋。“上班一两分钟穿高跟鞋不累？”

2020年9月24日晚，——，家在深圳龙华区，也是工业区。伊一回忆起两年前在东莞工厂的那一幕，还觉得“特别牛”: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精致不区分阶级”。

后来这些模糊的片段就成了《孔雀》合唱团歌词的灵感来源：“你戴着一条闪亮的项链，像一只盛开的孔雀。”

《孔雀》歌词封面

2017年，在“世界工厂”东莞，伊一、三丰、盛迪和宰豪组成了一支名为“蛙池”的乐队。起初，他们想唱点什么，但没能及时聚在一起。两年来，他们只是分道扬镳，偶尔碰一下，想唱什么。直到2019年，歌曲才陆续问世。

起初，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乐队。2020年夏末秋初，他们的歌曲《孔雀》突然在年轻人中传开。最开始埋在音乐网站上几百首原创音乐里，——。大部分音乐来自一些不知名的乐队，唱的是一些年轻艺人的——。如果你是一个乐评人，你知道在这里很难找到与众不同的东西。

崔健有这样的感觉。听了太多“屎”，感觉脑子都快麻木了。早年是个“小记者”，跟着嘎和声走遍中国。在意识到音乐快要穷死的现实后，他迅速退休，搬到上海，10年内再也没有进入音乐圈。今年疫情期间无事可做。他是一家主流音乐平台原创音乐榜单的评委。从那以后，他每个月都要听几十首歌，“流行不起来”。

突然有一天，一串阴沉的低音从音响里撞进耳膜，一个低沉的女声唱起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厚底鞋，厚底鞋，踩女人街，漆皮包，充电线，牛轧糖，女儿送的礼物。

崔健瞬间被击中，这与他半年前听过的“狗屎”完全不同。“特殊力量，我把我带回了十多年前D-22的场景。我特别想面对我们的大衣橱pogo(原地跳跃)，特别想撞墙。”他在一次电台采访中回忆道。

他点开了下一首歌，还是这个乐队的。这首歌叫《河流》。温柔的旋律像哭一样唱着：“你问我，水温还可以吗？”

“震惊，太好了。”他把这首歌弹给朋友听，那人评论道：“他们的音乐里有些东西，核心和别人不一样。”崔健决定成为这个乐队的经纪人。

当我遇到几个90后的孩子时，他们的成熟让崔健大吃一惊。他本来想用“火热的感情”来保护他们，就像“老鹰抓小鸡游戏里的母鸡妈妈，在首都老鹰来之前帮他们做判断。”他们一碰他，就发现他们“头脑极其清醒”，根本不需要保护。乐队里有四个人知道在哪个阶段应该做什么。他们不排斥资本和商业运作，但也不想快，不想快。崔健知道他们有想表达的东西。

孔雀

在工厂长大的孩子，习惯了人群中穿着同样颜色的工装，有着模糊的面孔从工厂大门涌出，也习惯了年轻人染着五颜六色的“杀人马特”头发的人群。万达广场距离工业园区只有3分钟的车程，可以听到大江南北的方言。

青蛙池的每个人都可以讲一些工厂里年轻人的故事。鼓手郝子还记得前些年经常出现在大街上的轮滑队。通常到了晚上，下班后，一个人拿着旗子走在前面，几十个穿着旱冰鞋的年轻人跟着他在主干道中间曲折穿行，往往一个接一个，很“壮观”。很多人的滑轮会发光，灯光效果和一些技艺高超的滑冰者的花式表演会把这样的集体活动推向高潮，给这些孩子带来最旺盛的快乐。

2013年，东莞街头，年轻人玩轮滑东方IC

在乐队主唱伊一的记忆中，她最熟悉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朝夕相处的同学，另一种是女工。

伊一的少女时代是在湖南人聚居的深圳龙华区度过的。几年来，她住在父亲为员工租的宿舍里，这是当地人在他们老房子后面自建的建筑。直到现在，她还能记得楼下屋顶瓦片里的潮湿气味。

大学毕业后，她去了东莞一家著名的快消公司做营销。这是一家老式的公司。来自台湾的老板信奉“工贸一体化”。他们住在离东莞市半小时车程的工业区，身边有小白领和糕点工人。

伊一告诉我的生活就像是从隧道进入机器：每天早上8: 30打卡，整天固定在面对电脑的隔间里，中午在食堂吃饭，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然后回到两个人的宿舍。每个人在每个工作周期都像一段运行的代码，准确，重复，冷静。只有周末(——)，很多都是周末打折。伊一需要请朋友去购物来报复，有时她不得不一家一家地打扫商场里的大部分商店。

在这部机器里，伊一是一名“白领工人”。虽然她和工人们在同一栋楼里工作，但她和他们完全不同。——“就像未来世界的结构一样”:一楼是车间，他们的办公区在上层。

像是看电影一般，她观察着工厂中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有时候在大门口，她会看到一群工人风尘仆仆，身上背着铺盖卷，脚下放着行李，穿着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衣服，等待着登记，“就是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那种形象”。她觉得费解：“我也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们）从那么北的一个地方，漂泊千里来东莞打工。”

依依的宿舍和流水线工人宿舍隔了三个车道的距离。下班后，她能看到比高跟鞋和粉色衬衣更多的细节：年轻的姑娘，穿着白色的绸缎睡衣在阳台上晒衣服，她们总会把手机打开，让各种各样的声音陪着自己做事。入夜后她们会把音量开到吵闹的程度，依依隔着两个阳台也能听到。

2012年，入夜后的东莞工厂。宿舍灯火闪亮，阳台上挂满了女工的衣服©东方IC

这种生活持续了很久。2018年的盛夏，依依在东莞的地铁上无所事事张望，一个中年阿姨闯入她视线，让她震惊。阿姨白萝卜一样的腿上，穿着耀目的长袜，袜子是鲜艳的红色，脚上踩着露趾凉鞋，孔雀蓝，夸张的高跟。这样的大胆，直率以及我行我素，对依依来说不陌生，“我是看着杀马特长大的”。依依说，这幅熟悉的场景一下子把她拉回到住出租屋的时刻，“用烂俗的词来说，挺魔幻的。”

那天蛙池乐队约好了排练。在一个物流中心的里，吉他手迪生、鼓手浩仔和贝斯手三丰做好了一首曲子。低沉的贝斯，有些嘈杂的吉他，鼓点狠狠落下，混沌、混乱、不成体系，忽然让依依想起在地铁上那位阿姨，她猜想，那也是来东莞打工的人吧，那么，她会有什么样的经历？

她突然想写一个关于母亲和女儿的故事，一个跳出男性视角，只属于女性的故事。那个瞬间，很多浮光掠影般的记忆碎片掠过。南下列车的故事、工服下的高跟鞋，还有“世界工厂”东莞街头随处可见的山寨货——或许印着阿迪王，或者会是当年流行的巴黎世家（）的变体……

这就是《孔雀》。依依不觉得这首歌和工人命运的宏大话题有什么关系——她知道会有人这样想，这些人想要“帮助她们”，但依依只是想“赞美”她们——“她们有自己的审美价值观”。依依从那个环境里面出来，即使每天和女工们经过同一个隧道，也无法真正成为其中的一员，何况其他人呢？

大学毕业时，依依拍过一条关于女工的纪录片，拍完那部片子，依依最大的感悟是：“人家不需要你去关心。”

依依那时候22岁，是个被保护得很好的城市女孩——会看小众导演阿莫多瓦的电影，对工人有种不接地气的想象。她拍片子前在脑海中预设，她们应该过着挺悲惨的生活，经常被性骚扰，需要拯救。“想要塑造一个受害者的形象，然后去答疑。”

纪录片采访的三个女孩子年龄和依依差不多大。其中一个染着黄头发的女孩，冷冷淡淡的样子，语气有些凶巴巴。说起家人，她会愤懑不平：“给我打电话，总是让我打钱，从来不关心我在外面过得怎么样。”但对外部世界的伤害，她似乎迟钝得多，这让依依非常意外。

还有一个女孩看上去有点“傻傻的”，对自己的生活和身体不怎么在乎，她的姐妹轻描淡写地说：“真是不想管她了，劝她不要那么随便，都堕了很多次胎了。”

她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有自己的规则，也常常能逻辑自洽。那个“傻傻的”女孩被人骗了钱，就找了很多打手，一人50块，去把欺负她的人胖揍了一顿，这样把事情了结。

采访了一圈，依依发现，自己和那些女孩的对话似乎总在错位。有一个镜头，她问那几个女孩有没有什么梦想，其中一个说：“我要环游世界。”

这哪能算梦想呢？依依想要问到的答案是，梦想、路径和规划，“那种想要努努力，尝试达到的。比如说在以后回老家开个店。”

那时候，依依刚刚和那家台企签约，意气风发，准备在职场上大干一番。她以为，那些女孩也会有和她类似的上进心：努力学习，努力打拼，“去更好的世界”。预设中，这些女孩只是缺少一些机会罢了，所以要去帮助她们。

哪知道，这些女孩在自己的圈子里很知足，也很舒适，“没有不满，也没有渴求。所以你就觉得这一切都太平衡了。”

这部纪录片后来流产了。直到在东莞的工厂区工作2年后，她明白了，作为一个打工者，她和楼下的女工们没有什么差别，她们的生活演的是同一出剧目。

对于依依来说，这个剧目是由“成吨的梦”构成的：公司年底总结大会，做PPT和汇报的事扔给了她，“有几万个细节在中间。”接连十几天，她加班到凌晨两点，失眠到三四点，每天凌晨孤独地醒着，睡着后也会做“成吨的梦”——脑子里翻滚着数据和图表，要么在接受培训，要么在考数学。实在受不了，她就发，配的照片是张计算器的图，写着“快点厉害起来吧”。

这让她明白了，所谓更好的世界也不过如此，如同她在歌词里写的那样——“同样的剧情为我们编写”。

东莞的孩子

在东莞，漂泊似乎是常态。

作家张彤禾写过一本《打工女孩》，书中她记录下某个村庄砖墙上的一句话：“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那时，张彤禾眼中的东莞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正因为没有记忆，所以这里如同深不可测的巨湖，最大限度地包容所有人。

依依似乎永远都在往前追赶。她看上去就是个很干练的公司人，小个子，皮肤微黑，穿着简单的T恤和黑裤子，头发利落地绑在脑后，表达简洁明了。她的每一步都经过精确的规划：高中成绩不好，就去学音乐，走艺术生的通道考重点大学；想进大厂，就努力准备面试，如愿以偿当上管培生。

但她至今无法说服自己成为一个更彻底的功利主义者。朋友们对她的评价是“很飘”。那时候她不懂什么叫“飘”，她只是“从来也不关心公积金扣的比例是多少，也不知道底薪是多少，就知道大概每个月15号有几千块钱入账”。她一点都不关心这些细节，从小到大都不关心。

依依©咖小西

依依在深圳长大，父母到广东是1990年，那时流行的一句话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父母是人潮中的一对平常夫妻，他们带着6岁的小女儿，从湖南农村老家过来。父亲开过塑料工厂，倒闭后又去当职业经理人，攒够钱再起炉灶；妈妈最开始是流水线的女工，因为有高中文凭，后来坐进了办公室，成为白领。

在漫长的童年中，依依总是有种漂泊感。父亲如同拴着线的风筝，老家是握住细线的手，依依对父亲的理解带着诗意，“他总是有两种生活在关照着，对望、凝视”。刚来的那几年，依依常常听到父亲对母亲说，挣够了钱就要回去。结果，他们还是在深圳买了两套房，把工厂顽强地开下去。

漂泊也是东莞孩子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于和家人分别，习惯于独自在外。乐队里的四个人，三丰初中就被家人扔到新加坡，又去英国读了大学。在英国时，孤独的日子是靠音乐打发的。而鼓手浩仔从有记忆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地方睡觉——通常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家里。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很少见到父母，他们总在忙碌，先是忙着服装批发，后来又忙着开自己的服装厂。他会睡在学校宿舍，睡在不同的亲戚家，或者母亲的办公室。

浩仔个子很高，大约有180公分，白皮肤，架着黑框眼镜，给人不紧不慢的感觉。他没上过大学。有一阵子，他想去新疆学艺术，妈妈不答应，说是太远了，还帮他查了一下机票，的确好远。后来他告诉妈妈，决定不念了。

组建乐队前，浩仔到处都在打零工。帮人画画，去沙拉店端盘子，或者一个人在家里呆一整天。他独自一人花一个小时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扫着扫着，浩仔会莫名其妙地抱着拖桶哭起来。“觉得自己很没用或者说像一个垃圾。”

也是在那段时间，三丰从英国回来了。他比浩仔大6岁，两人很早在琴行学乐器时认识，某天下课，两人出教室，一见如故——浩仔顶着一头油腻的头发，两人都带着眼镜，一个打鼓一个弹贝斯，“要不一起玩呗。”三丰说。

回国时，他满脑子就想着组自己的乐队，刚好家里有栋废弃的别墅，他要了钥匙，准备当做排练房。那是一座四层楼的别墅，灰墙蓝顶，外墙斑驳，院子里杂草及膝，铁门锈死。他们从小门绕进去，看到屋子大门已经被一层层树枝牢牢锁死，胳膊粗的树枝和细枝丫盘根错节。他们找来人用砍刀劈开树枝才能推开门。屋子里，灰尘飞舞，地板上还有一滩一滩的水渍。四楼已经被白蚁蛀烂。

有一阵子，那成了这些东莞年轻人的避难所。

他们选了唯一能住的房间，自己买吸音棉，改装成排练室，搬来乐器和游戏机，仔细地把这间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买了一架沙发床，晚了就在排练室过夜。他们可以整天泡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弹琴和打鼓，绕很远的路去找食物，打游戏，听CD，浩仔还在墙上用马克笔画了一幅《神奈川冲浪里》。

天气很好的秋日，他们把已经没有床垫的铁床搬到院子里，仰面躺上一整天。岭南的秋季，阳光暖和，两人昏昏欲睡，聊音乐，聊起多年没联系时的生活。“那时候我们在那儿，就跟乌托邦一样。”

乐队里的四个人，迪生、三丰和浩仔的童年都在东莞虎门度过。虎门曾经是全国最大的服装集散点，也是一个夜宵档能开到2点、四季如春的小镇。

迪生的生活比三丰他们稳定，家里也做生意，他初中之前在各个寄宿学校来来回回，一上高中，再也没离开过东莞。他和父母一起住，下午上班，在亲戚开的培训学校教小孩子打鼓，拍些视频给家长看，晚上回家就有做好的饭菜摆在桌上等着他。

生活波澜不惊，20出头的迪生总感觉缺点什么。当他看到三丰排练室的照片，像是久旱逢雨，马上联系上他们，赶到别墅。他当场给三丰和浩仔弹了段吉他，三丰原本想在未来的乐队弹吉他，听完迪生的solo说：“算了，我还是弹贝斯吧。”

左起：浩仔、三丰、迪生©咖小西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接近尾声。一天，三丰的家人告诉他们，那块地要卖掉了。他们被赶了出来。

离开的那天晚上，浩仔在屋里收拾最后的行李，窗外雨水倾盆而下，春雷在夜色中沉闷作响，青蛙“呱呱呱呱”疯狂地叫。浩仔看见一只青蛙跳到了路上，他知道，更多的青蛙从池塘里跳出来了。几个月前，这些青蛙还是池塘里密密麻麻的蝌蚪。

浩仔有些伤感，“我们离开了，青蛙也长大了，是不是知道我们要离开了，他们也走了。”当乐队凑齐现在的四个人，打算换名字时，这个场景跳入浩仔脑海，所以有了“蛙池”这个叫法。

不久，买家把别墅夷为平地。

他们也的确在长大，三丰成了剧组录音师，和女朋友结了婚，也有了养家的压力。浩仔在深圳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最近想着再去读个什么书，“社会好像还是挺看这个（学历）的。”

蛙池乐队正式组建要等到2017年——他们想工作之余，凑到一块唱唱歌。乐队缺个主唱，通过迪生朋友的介绍，依依加入了进来。

螺丝钉

当第一次听到依依唱出“排队，吃饭，下班卡空隙间”，浩仔心里想着：“（这歌）牛×大了”。

他在工厂里干过三个月。那正是他无所事事，“有时候抱着拖桶哭”的时候，妈妈托人在工厂给他安排了个设计工作。那是间很大的服装厂，整整一栋楼，几百个工人，接国外polo衫的代工单。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个子很矮，素面朝天，浩仔对她最深刻的印

标签： #上层社会乐队的最新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