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图书史()是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学的藩篱半个多世纪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生命周期中的所有环节及其参与者，如书籍的创造、生产、流通、接受和传播，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它们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它是一部综合各种书籍研究的综合史：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收藏史、阅读史。这一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学术界，80、90年代逐渐成熟和完善，成为西方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书史研究中采用的一些新颖的理论方法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西方的书史研究方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研究主题和讨论体系。这构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典型现象，它通过接受西方理论方法改变了研究范式。虽然有学者对这一学术现象进行了关注并做了初步总结[2]，但现有的成果并没有系统梳理这一现象的形成过程，其次，学术研究更深层次的本土化并未触及，学术界近年来的最新动态足以进行新的审视。因此，本文拟详细勾勒新世纪以来西方书史理论和方法影响中国书史研究的全过程，适当评价这一过程的学术意义，并尝试探讨书史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以推动中国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学术讨论。
二、西方书史经典著作的介绍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启示
在中国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开始关注欧美学术界的图书史研究趋势[3]。20世纪90年代，彭、李、、、、、、、、、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孙卫国《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 [7]、王玉光、徐欢《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进展》 [8]、张中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9]、虞雯《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 [10]、张伟《印刷媒介史研究新趋势：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 [11]、洪庆明《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 [12]等文章的发表。然而，由于潘光泽等学者的大力介绍，台湾学术界对这一学术潮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在上述著作的指导下，21世纪以来，学术界和出版界共同推动了相关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引进，进一步扩大了西方书史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些译作不仅涵盖了西方图书史研究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如费夫赫和马丹的《印刷书的诞生》 [13]，罗杰查特的《书籍的秩序》 [14]和《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15]，罗伯特达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16]《拉莫莱特之吻》[17]《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18]和《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 [19]，伊丽莎白艾森斯坦的01010还包括研究以中国为代表的西欧和东方(包括古代和近代)的图书史的重要著作，如卡斯顿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22]，周的《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23]，芮哲斐的《莎士比亚与书》[24]；它还涉猎了不同分支(如读史)在图书史研究中的成果，如阿尔贝托曼古埃尔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25]和史蒂文罗杰费希尔的《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26]；既系统梳理了图书史的学术发展，又探讨了图书与某一社会文化方面的关系，如戴维芬克尔斯坦(David finkelstein)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Alistair Macleary)合著的《阅读史》[27]，弗雷德里克巴比尔(Frederick Babier)主编的《阅读的历史》[28]，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Marina Fraska-Spada)和尼克贾丁(Nick Jardine)主编的《书史导论》[29]。同时也不乏对西方一些传播理论著作的关注，尤其是对西方图书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流派经典著作(如媒介环境学派)，如哈罗德Inis的《书籍的历史》和《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 [30]，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传播的偏向》 [31]等。应该说，这些有代表性的译作为中国学术界呈现了一幅更加全面、大致准确的西方图书史研究图景。
除了翻译之外，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合作，举办了几次高质量、大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中，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重要的：(1)2005年10月，由法国远东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与欧洲：印刷与图书史”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汇集了来自中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图书史研究者，他们从印刷的传播、图书贸易以及图书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等各个角度展示了这一主题的多样性[32]；(2)2009年7月，由儒商和浙江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印刷与营销”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从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角度，从“雕版印刷、销售市场、成本价格、工作组”等话题入手，从宏观到微观，对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印刷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33]。(3)2010年10月在日本关西大学举办的16世纪后东亚印刷出版与知识流通国际研讨会，重点探讨了印刷出版在西方知识东传过程中的作用及相关案例。这些会议的主题大多受到西方书史研究旨趣的影响，中国学者广泛参与，在交流中大大加强了对这一理论方法的理解。
随着中国学者对书史研究的学术领域逐渐获得了具体而深入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一些从事中国书史相关研究多年的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的历史管理方法，试图从西方书史理论方法中提炼出可供借鉴的学术养分。
首先，有学者指出，西方书籍史的一大启示是，他们在研究中引入了大量的“人”因素。以《帝国与传播》为例，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图书史的框架体系。在仅有的七章中，关于“人”的讨论占据了整整三章。从作者、出版商到读者，人的因素几乎贯穿了对书籍生产和传播过程的研究。书的最后一句话精辟地指出了书史的社会意义：“研究书史就是研究我们的人性，研究支撑全社会知识收集和传播的社会交往过程。”基于这种思想的图书史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学者眼中是“真正独特的”。
其次，很多学者注意到，西方的书史研究者注重通过书籍来观察整个社会的历史，不仅研究书籍的印刷、出版和流通，还研究书籍的阅读和收藏，通过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路径来揭示历史的深层一面。这种方法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使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对书籍内容和形式的研究，克服原有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的局限。例如，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对西方图书史研究影响很大的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视角，全面考察图书的媒介特征和文化价值，探讨中国印刷图书对知识结构和文化模式的影响[35]。
此外，如果上述第二点是通过扩大研究视野来增强本研究的共时性，那么借鉴西方的图书史研究方法也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凸显出以史为镜在传统历时研究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要想了解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带来的变化，需要以平面媒体为对照。只有与非印刷书籍相比较，才能显示出原版书籍与印刷相结合所产生的变化。而《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等著作则采用了这种比较的方法，认为古腾堡改革只有与13、14世纪以来影响手写交流方式的深刻变革相比较，才能被后人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充分借鉴[36]。
此外，许多学者还对传统文献学、印刷史、出版史中长期存在的格局和平均平面的写作风格进行批判，希望借鉴西方的书史研究者，注重叙事优势，注重对文献的综合分析和利用，尝试将计量、深度描写等多种方法融入自己的叙事体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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