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

——年12月19日，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活动第二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年新闻发布会，发布2019年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发言人名单，236名发言人集中亮相。自2004年以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每年年底发布新一年发言人名单，已连续发布15年。

从2004年首次宣布的75名发言人到今年宣布的236名发言人，发言人的数量增长了三倍。回顾过去的15年，政府发言人制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有挫折和教训。特别是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说“反正我信了”，引起公众强烈抗议，再也没有回到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从那以后，代言人被认为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位。发言人不说话，新闻发布工作一度陷入低谷。

事件发生七年后，723动车事故新闻发言人《新闻周刊》独家采访了党的王永平。发布会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现在我们在政务公开的道路上，有哪些不应该忘记的惨痛教训？

原铁道部发言人王永平

:“大家都知道我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训。我知道同志们看着我笑的时候一定记得我的话。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

在众多代言人培训班中，王永平从不忘记自己的行动，经常称自己为“消极老师”，他觉得自己的表演细节甚至错误都值得反思。2011年，他也是当时铁道部的发言人。7月23日，温州发生火车事故，人员伤亡惨重。

原铁道部发言人王永平

:“于是他把车头埋起来，用土盖住，主要是为了方便紧急救援。目前他的解释是这样的。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正是这句“反正我信”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标签。他再也没有踏上新闻发布会的讲台。

原铁道部发言人王永平

“在进入会场之前，我和爱人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她今晚的这个发布会可能和我平时的发布会不一样，因为是应对灾难，我说这个发布会很可能会直播。我说你不要看。你真的得看看。别让你妈妈看到。我妈80多岁了，我怕她担心。所以应该说我对之前可能出现的这种严重情况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今年，微博等新媒体发展迅速，即使是紧急情况现场的普通人也可以在手机上拍照和录制视频，完成一次直播。如何穿越新媒体，快速响应公众对于事件解释和应对的信息需求，确实考验了政府发布信息的能力。飞往温州的王永平原本只是去协调媒体的。此时事故还在调查的信息窗口。直到下了飞机，他才被告知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准备去时间只花了半个小时

原铁道部发言人王永平

:“我刚下飞机，还没去过事故现场。我不确定。想了想，觉得我去可能更合适。所以我当时就说，王永平同志，你确定吗？众所周知，加上“同志”两个字，权重不同。这是组织对你的要求。有条件就要去。如果你确定，你必须去。如果你不确定，你必须去。”

在新闻发布会上，王永平多次鞠躬道歉。他解释说，埋机车是为了扩大工作面，为了增强信息的可信度，他有了“信仰论”；在回答为什么救援结束了，但在尸体被拆除时发现了幸存者的问题时，他说了“奇迹”理论。在十几个问答中，偏偏这两句话迅速在网上引起哗然。在舆论的风暴中，他很快被调到波兰。

白：

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政府发言人制度走过了15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没有起伏，甚至挫折和低谷。说到挫折，我不禁要提到当时铁道部的发言人王永平。温州动车事故后，他主持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我在直播节目中批评了他的一些话。即便如此，他仍然是我非常尊敬的代言人，因为他一直在探索，敢于承担责任，所以节目中的批评是关于事情的对话，而不是关于人的对话。节目播出几天后，我还和铁道部领导一起表达了对王永平的尊重和支持。因为我知道事故发生在温州，王永平作为发言人，不应该召开新闻发布会。多年后的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意见》，明确规定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社会关切时，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当是第一发言人。有了这个条款，你就会明白王永平当时的角色。所以要总结经验，牢记教训。但是我们不应该把一切都放在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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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言人“家奴行径”盘点:温州动车事故上榜

2011年7月24日，铁道部发言人王永平就甬温铁路交通事故答记者问。数字/集成电路

官员处理公共危机的方式再次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免职。这件事带出两个重要细节：刘铁男在微博上被实名公开举报，很快被国家能源局信息办相关负责人否认，称举报是造谣中伤，并声称已经报警。但5个月后，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此前，国家能源局新闻办主任的回应被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称之为家奴行为。

记者梳理了近年来官方应对公众关注的方式，总结出“习惯性否定”、“太极”、“沉默是金”的特点。综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参考报》等报表

习惯性否认

问题解决：

每当有负面消息，没有调查，时间就开口否认，这似乎成了一些部门和官员的习惯性动作，但最终的结果是，官方否认的“真相”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案例一：2012年12月6日上午11时，《财经》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上公开举报刘铁男涉嫌违纪。第一个时间：否认了这一报道。4小时后，刘铁男所在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办的相关负责人告诉媒体，罗昌平所说的纯属“造谣中伤”，他是在“报案报警”。5个月后，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

案例二：前年云南昆明发改委副主任程建军照片事件，官方回应经历了否定、否定、再否定、再否定、最后认可三个转变。2011年7月31日，网上曝光昆明市发改委副主任程建军不雅，举报者称“发现u盘后请相关部门收货”。8月1日，昆明发改委相关人士回应称“没有这个人”，“已经报警”。8月2日，昆明市发改委确认，赵岩涉案当事人是昆明市发改委收费管理司副司长程建军。8月3日，昆明发改委回应，不雅照片为PS。最终，经有关部门调查确认，NDRC不仅有真人，还有真照，涉案官员被开除党籍、撤职。

官方先是时间习惯性的否认，最后被证实是真的：高铁事故后的车体掩埋引起了质疑，铁道部官员一度否认这一点；损毁国宝事件曝光后，故宫也予以否认；三聚氰胺事件后，涉案企业和地方政府也予以否认。

“沉默是金”

问题解决：

处理公众关注、避免矛盾、隐瞒信息的速度较慢，官方的回应往往只是在焦点事件发生后的几天。这种行为背后的心态是，不敢应对因言语不当而引发的媒体大火，“多说无益”。“沉默是金”已经成为官员面对复杂局面的“本能选择”之一。

案例一：4月27日晚，据报道，郑州富士康园区一名24岁男职工24日从富士康裕康宿舍楼跳下身亡；4月27日下午6时，一名23岁的女工从阜新公寓9号楼6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4月30日，富士康工会发表公开声明称，在这名23岁的女员工跳楼后，工会第一时间表示了安慰，并为该员工的家人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从大楼上摔下来的女性在事发前确实有旷工经历，而从大楼上摔下来的男性并非富士康员工。

如果你不回答问题，你会做出相反的反应。修辞会从左到右，回应的内容会是“零信息”、“负面信息”。没有针对性和实质性，“王关心他”，说一些令人困惑的闲话会导致更多的问题。

案例一：最近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和政府工作人员带小学女生开房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5月13日深夜，当地警方经调查告知公众，小学女生并未遭到性侵。但报告没有涉及到家长反映的另一个信息：小学女生下半身有疤痕和污垢，身上有淤青。警察没有解释为什么下半身有疤痕和污垢。14日凌晨，万宁官方微博称，仅4名学生进行了处女膜检查，其他2名涉案学生身份待定。警方称，小学女生没有性侵，涉嫌任意妄为。

但是，父母的说法不一样。他们说，他们都是5月10号从法医那里得知孩子处女膜破裂的。有家长说13日深夜做了两次处女膜检查，都没有破裂。后来，警方告知他们的孩子没有受到性侵犯，但他们对女儿处女膜在第一次检查时破裂感到困惑。

此外，警方告诉央视，在开房前，六名小学女生中的一名联系了小学校长，校长给了她们1000元钱。为什么小学女生可以联系小学校长，为什么校长给她们1000元钱，警方在通知中也没有涉及。这些通知中未涉及的信息会导致更多问题。

14日下午，万宁相关负责人表示：最终鉴定还没有出来，公安部门正在全力解决。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第一个时间会向社会公开，检察机关已经提前介入了。同日23时，记者获悉，犯罪嫌疑人涉嫌猥亵儿童，已被检察院逮捕。

案例二：2012年5月19日，临沂大学165名学生发生腹泻。这位官员立即做出回应，敦促采取“高度重视”、“专题会议”、“详细部署”和“全面医疗”等措施，但结论是“患者病情得到控制”。至于学生和网友最关心的原因，就比较暧昧了。他们先说“季节性肠胃炎确诊”，然后说“病因还在调查中”。结论闪烁其词。

前教育部发言人建议：

面对负面消息，官员们应该迅速说出事实，表现出更多的态度，并小心考虑原因

潇湘晨报：刘铁男实名举报后，国家能源局新闻办主任立即否认要“报案报警”。人民日报微博对此进行了批评，“一个代言人怎么可能成为‘家奴’？”你怎么想呢？

王旭明(原教育部发言人，语言出版社社长):发言人在国内的地位很特殊。他一方面想公布政府信息，另一方面也想回应公众的质疑。如果姿势不稳，正确站起来，说话就会不稳，不准。无论是官员、企业家还是代言人，说话都要坚持基本的伦理原则，坚守道德底线。这个原则和底线就是，真相不能完全说出来，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相。本案发言人之所以这样说话，是因为他的立场没有得到恰当的定位，所以失去了体面，成为了“家奴”。

潇湘晨报：作为“公职”和部门领导的下属，如何保证发言人公正客观地发布信息？

王旭明：发言人的讲话是一种工作行为。这种工作行为必须向公众传达准确的信息，并以官方形式传达。应该不是“官方”，是官方造谣；《人民日报》将能源局信息办负责人视为“家奴”。当我们谴责“家奴”时，我们也应该谴责“家奴”的“主人”

发言人只有分清公私，准确把握什么是职务行为，什么是非职务行为，才能保持自己独立的职务人格，向公众传达准确的信息，才不会沦为“家奴”。

潇湘晨报：现阶段，政府最初的反应往往与最终的结果形成对比。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王旭明：长期以来，一些官员不坦率地面对公众的质疑，而是总是躲起来，试图搪塞和蒙混过关。但现在不像过去，传播力很强，传播很快，所以官员在回复公众的时候一定要三思。

潇湘晨报：当官员涉案时，官员最初的“否认”和“回避”会对政府形象造成怎样的被动甚至损害？

王旭明：当官员展示他们的假面时，他们会让人们嘲笑真相，破坏政府的整体形象。

具体来说，在刘铁男一案中，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原本说刘违纪腐败是造谣中伤，报警追究法律责任，向公众道歉，说明原因，恳求公众原谅。这是目前最好的挽回政府面子的办法。

潇湘晨报：根据你的说法，官方习惯性的否认，在事件被证明属实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官方谣言”。你认为官方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个谣言的产生？

王旭明：就报道的刘铁男事件而言，国家能源局发言人的官方言论是纯粹的谣言，是真实的谣言，是不会自行拆台的谣言，是众目睽睽之下无人负责的谣言。

从制度上治理“官方谣言”，意味着无论是新闻发布制度，还是官员对外说话的一系列要求，都是不能对公众撒谎的硬性要求。说谎说谎的人不会被提拔、重用、提拔，会受到纪律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其他负面消息，官员们应该迅速说出事实，表现出更多的态度，并仔细考虑原因。记者袁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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