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甘朱事件”的制度性反思

admin 2024-04-18 04:27:33 举报

【新闻周刊】“甘朱事件”的制度性反思

徐吉林

已故总理周恩来有句名言：外交不是小事。也可以说北大不是小事。同样的事情，比如教授抄袭、聘任制改革，在其他学校都无人问津。如果发生在北大，那就是天大的好消息。这个所谓的“干珠事件”也是如此。甘，江苏考生，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笔试第一名，面试失利后被淘汰。他被北大另一名英语不及格但有研究潜力的硕士生录取。甘怀德失望后诉诸网络舆论，于是所谓的“甘主事件”被媒体和网络炒得沸沸扬扬。

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我愿意以知情人的身份来谈这件事。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不是所谓的“程序不公”，而是现行博士招生培养体制的内部错位。

博士培养体制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欧洲单一导师负责制，考生从一开始就选择某个老师，一直到最后。另一种美式导师集体负责制，考生只考某一专业，由该专业的教授集体指导，最后通过博士资格，再选择论文导师。两种不同的培养体系决定了招生模式的不同。

欧洲体系，有点像中世纪的门徒，一对一指导，交心。招生是根据个人口味，是否能培养成一个具体的“那个”就考察了。当然，这只能由个人决定，别人无权啄。导师的权力虽然不小，但责任更大。选错了，会失去导师的名声和精力。导师没必要替学生拿刀，改写博士论文。决定权在一个人手中，程序是多余的，但不一定不公正。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实体正义——被选择的人是不是人才。因此，即使欧洲招生没有公平的程序，导师也必须尊重实体正义。

【新闻周刊】“甘朱事件”的制度性反思

美国制度，洞察考生，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研究能力，不如说是一种一般的专业素质。因为是集体决策，所以一定要注意程序公正。由教授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将根据事先设定的游戏规则进行讨论并做出集体决定。在民主制度下，实质正义当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是符合程序的正义。

很难决定这两个博士招生培养体系哪个更好。欧洲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风格鲜明，耐学。美国的制度允许学生兼收并蓄，视野开阔。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缺陷。前者比继承多，比创造少，后者可能只是符合一般学术规范的平庸之辈。

以前中国博士招生是有限制的，博士导师都要国务院批准。所以采用了学徒式的欧洲制度，导师选择严格，学生认真学习，安心十年。这五六年，研究生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就像过河的鲫鱼。森林很大，有各种各样的鸟。就连商人和官僚也看中了校园，想做一顶医生的帽子来保持强大的话语权。另外，部分博士生导师缺乏专业自律，导致博士生招生腐败。

为了杜绝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一些大学对招生实行了越来越严格的量化管理，并借鉴了美国的一套决策程序。奇怪的是，博士培养制度并没有随之“美化”，依然是过去的学徒式教学方式。这就形成了博士招生过程中的所谓“潜规则”。表面上是美国的招生方式，有一套量化的程序，连美国都没有。比如北大笔试成绩占70%，面试成绩占30%，最后统一评分录取方案；然而，因为医生

“甘主事件”就是这样产生的：按照美国华丽的招生制度，无法严格执行，甘德有理由挑出各种程序性缺陷。但是朱教授没有错。他敢招一个笔试成绩不错但有成才风险的陌生人吗？说实话，放在我手里，我不敢。在既定的欧洲博士培养体系中，作为博士生导师，研究潜力最好的人，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都只能受到青睐。陌生人参加比赛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导师了解自己。除了在考试中的表现，还要利用自己现有的研究能力证明自己是导师的最佳投票人。显然，除了笔试的优势，甘还缺乏这样的实力。

在这场理性冲突的悲剧中，考生和导师都是博士制度的受害者，那就是欧洲就是美国，不伦不类，不驴不马。招生模式和培养模式的内在冲突，使得原告和辩护人都有自己充分的理由，却无法获得压倒性的逻辑力量。

我认为公众应该把反思的目光从个人转向机构，从表面的程序规则转向核心的实体机构。在我个人看来，畸形的博士招生培养体制必须改变。要么废除一套形式主义的招生量化标准，回归欧洲个人负责制，让指导教授有充分的自主权――但有一个前提，提高博士论文通过的阶段，从毕业的最后门槛杜绝招生腐败；要么转型为完整的美国制度，废除单一导师负责制，在招生中实行教授自己制定的程序规则、集体决策、联合管理。

什么样的游戏，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华尔兹所说，正义是多元的，不同的游戏有不同的正义标准。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正义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游戏，那种正义可能会成为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