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河南省兰考县召开通风会议，处理造成7名孤儿死亡的火灾事故。该县副县长吴长生表示，该事件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对管理层故意从宽处理直接相关，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京华时报》，1月6日)。
兰考县的一场大火夺去了七个孩子的生命，这让慈爱的母亲袁厉害感到内心的痛苦，并将兰考县政府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像毕节校车安全事故和街头儿童在垃圾桶里窒息一样，兰考事件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带回了儿童权益保障。就兰考大火导致7名儿童死亡而言，最需要反思的是中国现有的袁厉害等私立孤儿院是否合法？弃婴孤儿和残疾儿童的权益如何保障？
如果一个弃婴或者孤儿、残疾儿童无人照顾，可以通过建立合法的收养关系，由“慈母”带回家，但是当社会上有大量弃婴、孤儿、残疾儿童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时候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政府要承担起保障孩子健康成长和安全的责任。检验一个社会的文明，首先要看它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和帮助。在弱势群体中，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安全和成长更让人感动的了。然而，在这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令人失望。正是因为当地公益机构的缺失，兰考事故埋下了隐患。
虽然兰考县政府在事故发生后主动承认缺乏监管责任，承认错误和失误当然是好事，但地方政府的责任远不仅限于监管。这是因为，早在1999年，《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就明确规定：“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为孤儿弃婴服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组织。”地方政府有责任承担社会福利机构，在袁厉害建立私立孤儿院时，政府应主动承担起承担责任。虽然地方政府关心袁厉害的公益事业，但归根结底是一种懒惰的政策。——将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共事业转移给了个人，这可以从政府对袁厉害的态度或其支持或默许中看出。同时，这种管理方式也间接证明了中国的私立孤儿院不具备完全的合法性。
事实上，不仅仅是袁厉害。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我国有1万多家“慈母”和爱心孤儿院，大量私立孤儿院反映了我国在弃婴、孤残儿童福利、慈善等方面的制度缺陷。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弃婴、孤儿和残疾儿童福利法律规范。《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只从儿童整体权益出发，不注重对弃婴、孤儿、残疾儿童权益的保护。《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有专门针对儿童和福利的章节，但是具体操作并没有体现在法律法规中。
此外，就现有的法律法规而言，在具体实施层面上是大打折扣的，就像上述关于设立儿童福利机构的规定并没有在当地具体实施和执行一样。福利设施的缺乏也限制了儿童福利的全面发展。目前我国城市地区的儿童福利保障体系虽然比较健全，但还没有覆盖到县级及以下，很难保证所有孤儿和弃婴都得到政府救助。因此，长期以来，民间组织和个人有必要为政府分担他们的担忧。
个人主动承担福利事业当然是国家的福气。但要把这样的福报变成真正利国利民的好事，就需要把个人福利事业纳入法治轨道，放开民间组织和个人开展福利事业，通过法律规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此外，儿童福利最重要的责任在于政府，政府不仅要关注和关心个人的关爱事业，还要主动承担福利第一责任人、弱势群体扶助第一责任人和社会救助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希望兰考事件与校车安全事件、毕节街头儿童死亡事件一起，唤醒全社会对儿童的关爱，唤回政府部门主动承担儿童事业的责任，呼吁弥补儿童权益保障制度的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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