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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8日，《纸做的包子》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栏目播出。本专栏主任通过暗访发现，朝阳区东四环附近的早餐店里有卖塞满废纸箱和肥猪肉的包子。
北京的工商部门、食品安全部门甚至警方都想尽办法去查，最后发现报道是透明编导的新闻。北京电视台也承认报道失实。事实是，为了完成任务，导演翟蓓佳让魏等人把泡好的纸箱子剁了拌肉馅，做了20多个纸包子。同时，余贝佳还偷偷拍下了魏等人制作纸包子的过程。节目后期制作中，栾贝嘉通过剪辑画面和假配音的方式，剪辑制作了电视故事片《纸做的包子》的播出带。
齐贝甲被起诉后，法院发现他捏造事实制造假新闻，隐瞒真相，使虚假节目得以播出，造成恶劣影响，判决后作出有罪判决，不予上诉。
“纸盒包子”事件真相大白后，人们震惊愤怒，声讨造假者职业道德退化。北京电视台也对其“审查不严，管理制度执行不力”表示了深刻的歉意，但问题大概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按照我国电视机构的常规管理，一个电视节目从制作到播出，至少要经过几个关卡，比如栏目编辑、制作人、部门或频道负责人、主管导演等。为什么大家都没能“一致”审查这样一个假新闻？
如果说节目播出后，老百姓之所以对报道内容深信不疑，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打假卖假，那为什么很多媒体的把关人能让这样的假新闻顺利通过，不断重播，然后被包括央视在内的很多媒体播放转载呢？在这样的重复、播出、转载过程中，有多少把关人对其真实性表示过怀疑？那么，是什么蒙蔽了我们众多的媒体呢？
问题本身就在于虚假新闻“纸箱装包子”的内容和形式。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内容上的虚假很容易被形式上的真实所混淆。「纸箱装包子」的报道采用了什么样的情况？——偷拍的表现形式和隐形采访的叙事形式。正是这种无形的坦诚采访形式产生了现实主义，蒙蔽了人们的双眼，让媒体的守门人放松了对节目内容真实性的警惕。
隐形采访是不透露记者真实身份，也不告诉被采访者的采访。在电视采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是“偷拍”、“偷录”、“偷拍”。在电视屏幕上，偷偷拍摄的图像和声音往往不符合常规的技术指标。图像要么是弯曲的，要么是摇摆的，要么是模糊的，而声音往往是嘈杂和混乱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的观看兴趣。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图像和声音的非常规性，才增加了它的真实性和吸引力。
但是偷拍录的音频和视频是不一样的。偷拍的本质是在摄影师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拍摄行为。既然摄影师不知道，当然也不会隐藏，不会打扮，不会表演，所以这样的画面和声音无疑是真实的。在这种体验中，人会形成一种潜意识，即所有偷拍的照片都是真实的。
另外还有一个偷偷拍照的效果，就是满足了人们偷窥的欲望。看着别人在不知情或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行动和说话，观者会获得一种很高的心理快感。尤其是摄影师被批评曝光时，观者的快感会与正义战胜邪恶的胜利感相交。这些都给观众带来极大的心理满足和精神愉悦。正是这种媒体满足感，使得偷拍录音这种隐蔽采访方式“屡创佳绩”，受到观众的欢迎，也使得《焦点访谈》等批评曝光节目大获成功。
在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具有先天的示范引领作用，尤其是赢得巨大荣誉的舆论监督节目。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录像设备的小型化使得偷拍和偷录的隐蔽性不断增强，越来越容易实现。在时间，秘密拍照和秘密录音的秘密采访活动开始在中国各种媒体上流行。各级电视台不仅效仿《焦点访谈》，遇到采访障碍时还会使用偷拍。甚至一些新闻记者也紧随其后，他们为自己暗访的强大能力感到自豪。除了受到上级的表扬，他们还因暗访成功而出名，获得了各种奖项。渐渐地，本应受到严格限制的暗访、偷拍成为中国媒体的日常套路，成为记者完成任务的“常规武器”，成为采访中应对障碍的“杀手”，甚至被认为是最高层次的采访手段。所以，不管记者是否承认，一种偷偷拍照，偷偷记录隐藏采访的迷信和崇拜，已经成为媒体的集体潜意识。
当媒体依赖和崇拜隐藏的采访手段时，大家肯定会对这种手段获得的形象深信不疑。“偷拍可以是假的吗？”不幸的是，虚假新闻的制造者刚刚利用了人们的心理。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反思围绕“隐性采访”多年的争议和讨论。
随着记者采访活动中暗访和偷拍的盛行，“隐性采访”的争论和讨论在中国学术界和工业界从未停止过。有的记者只注重形式，为了看不见的采访而做看不见的采访。隐形采访的作用很大，但也有被滥用的时候。一些媒体或记者为了追求隐形采访的形式，人为策划(如本案)，以隐形采访的名义过度干预，导致诱发犯罪或记者违法。为了获得大量新闻，他们失去了新闻道德和良知。比如，为了寻求更多的利益，一家私立医院对所有来医院检查是否怀孕的妇女进行诊断，以便进行治疗。记者为了获取这家医院的犯罪事实，弄了个假护士证混进医院，暗访暗拍，终于曝光了这家“肮脏”的医院。然而，在这次事件中，记者提供虚假证据是违法的，这是一个被新闻媒体忽视的严重法律问题。
首先，法律作为一种他律，只能约束和惩罚已经实施的行为。要想从根本上纠正媒体行为的指导思想，就必须进一步唤醒媒体从业者对隐性采访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让媒体和他们的员工知道，暗访和偷拍即使不打官司也逃不过道德质疑和折磨。因为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对被采访者来说都是一种欺骗。就像美国记者罗恩；根据史密斯的分析，如果记者不透露身份进行采访，即使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也不能免除伦理意义上的侵犯隐私。人们认为他们在和同事或新知识交谈。事实上，他们所说的话可能会向成千上万的读者或数百万看电视的观众公开。此外，即使秘密报道的目的和结果是正当的或公正的，也不能成为欺骗手段的借口。因为目的的正当性不能为不正当的手段正名，所以诚实举报不应该从不诚实的行为开始。如果媒体本身在获取新闻的时候不够诚实，又怎么能争得诚实可信呢？另一位美国学者梅尔文；门彻还指出，无论动机多么纯粹，都不值得失去，因为这不利于建设健康美好的社区生活。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自己的话被发表而不敢自由公开地交谈，如果我们害怕偷窥者的眼睛切垃圾，如果我们害怕自己的电话被窃听，那么我们会有一个怎样的共同体？"
资料整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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